《内经》之哲学的检讨

吾人试一览上表，知大气六经之义，为生长化收藏之义，非五行之义也。盖五行死物，只有空间而无时间，其相传生克之义，亦为平面而非立体，故必与生长化收藏相合言之，其义始圆，其说乃妙，此《内经》言五行，所以必曰“四时五行”也。后人不明，以五行凿说五脏，曰木乘土，曰火克金，不本四时之理，视脏腑若死物，而反曰我能知《内经》，此医道所以日荒也。

近世生理学者，谓生体细胞每更七日蜕变都尽，此生长收藏之理也。故方其发生，忽又成长；方其成长，忽又展化；方其展化，忽又收引；方其收引，忽又潜藏。庄子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真朕”，正此之谓。古代医工好言病机，夫病机者，生长收藏相嬗之机耳。

三、运气之辩证法的批评

《内经》之阴阳对立，横的说法也；五行四时，纵的说法也；由阴阳而五行，而四时，为辨证之展开，为《内经》在古代哲学之特开之生面。核以辩证法，则对立消解调和，阴阳义也；相互关联，五行义也。生长、发展、毁灭，四时义也。辩证法至此无蕴矣。而运气之司天在泉论者，无端而牵合甲子列宿，与当时之天文智识相结合，以变化无方之经义，加入印板注定之文字，凿孔栽须，无其愚也。岂有《内经》作者高明之思想而有此种愚论乎！此辩证法之自己否定。《内经》因此妄说加入晦盲否塞，已千余年矣。呜呼！

四、《内经》哲学与治疗医学

难者曰，信如子言，《内经》之生理——脏腑经络不足信也，《内经》之病理为当时之残陋知识，不足信也，而独尊信其辩证法之思想，是以哲学视《内经》，而非以医学视《内经》矣。且治病必本生理与病理，并此不信，安所根据以施治疗乎？子虽尊之，实轻之也，与取消派同其见解者也。吾曰：不然。请毕其说：

夫脏腑经络为物质之构造，可以解剖实验而知之。其事得诸层累，积千百年之经验，而与时俱进者也。如积薪然，后来居上，此通则也。故内经之脏腑经络形能，已不及《洗冤录》[7]、《医林改错》[8]所言，更无论于近世之生理与病理矣。思想则不然。有大天才者，每以其独特之慧眼，发现真理于千百年之前。如原子发现，为最近之事，而希腊人于二千年前有原子论；进化论为十九世纪达尔文所创，而希腊人于纪元前已有观念；辩证法为最近风行之思想，而其术实源于希腊。而古代中国哲学家，若儒若道，均有其思想，但至《内经》，始蔚为大观也。由之言之，实验知识，由层累而成，故愈后愈真确。《内经》之生理病理不可置信，以有较可取信之近世自然科学故也。思想为天才所发现，后人思想未必能胜于前人，惟后人因取材较富，论证较为精详耳。吾尊信《内经》之思想，而否定其藐润之脏腑经络知识，为是故也。

且治病必依生理病理，此固理想之言，而生理病理之内容虽复杂，要之不能越乎辩证法之法则。吾前所举虽肤廓，固合乎真相者也。设有人焉，运用近世实验之生理病理，以求乎《内经》之辩证法下而组织之，则可以之治病而无扞隔。吾国医工，应用《内经》治法，而其应如响，问其生理与病理，较以今说，每多## 《内经》之哲学的检讨

谬误，然能起衰扶危者，何也？以《内经》之辩证法的治疗，合乎真理故也。夫实践而验，谓非真理而何？

原《内经》之论治病也，亦依其哲学而引申之。简言之，则纵横和二者是也。所谓纵者，即五行四时也，以生长收藏发展为义也，仲景以六经为说，刘守真与后世温热派以三焦为词，易以今语，犹初期、中期、末期疗法也，亦犹前驱、进行、退行、恢复诸期也。或以表里言，或以内外阴，或以上下言，论虽不同，要之根据生长化藏之理以施治，固大同也。所谓横者，即阴阳也，以对立为义也。古人以阴阳言病体，以虚实言体质，以表里言病位，以寒热言病势，以温清言用药，以攻补言治法，以脏腑别阴阳，以营卫气血定证治，皆对立为义也。所谓和者，即调节之义。盖疾病为生活细胞机能亢进或减退之谓，为体内化学成分过与不及之谓，为生理之调节机能失效而或亢奋或衰弱，发生异常之谓。治病之道无他，过者除之，不及益之，病理机转亢进则抑制之，生理机转减退则扶助之。故曰：

“观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热论》）

“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玉版论》）

详《内经》治病之义，殆先肯定吾人有自然治愈之倾向者，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五常政大论》）短“一岁气”即四时收藏之意，“毋伐天和”即老子“无代大匠断斫”也，此与扁鹊《自生者我起者》，西人所谓“医者自然之仆也”同。故治病者，或补自然治愈之不足，或鼓舞生活细胞之能力，以缩及其治愈之经过。易言之，使病理机转而生理机转而已。故曰：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至真要大论》）此皆旨在使生理之调节机能勿减退或亢进，而恒归于调节也。又曰：

“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者汗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至真要大纲》）[9]

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补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引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阴阳应象大论》）

此者不论病理，不究病原，亦不为某病主治而说，但求自然治愈之倾向[10]，相机处变，以为施治之道也，吾前所谓辩证法的治疗者，指此言也。中医之生理病理谬误，无庸讳言，然其治疗成绩，往往超过病理精神之外。医者无他，以辩证法的观察，以辨证用药；又以辩证法的方法，而处施治也。又《内经》曰：“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生于外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皆一贯之方法也。

其言调节，为治病最明白者，《缪刺篇》之“以左取右，以右取左”，无论矣。如曰：

“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阳应象大论》）

“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五常政大论》）

其最足发挥调节精义者，莫如下论：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毋伐天和。”（同上）

外医好以毒剂治病，病一日未除，毒剂一日不止。《内经》《内经》之哲学的检讨

则不然，毒剂用至某程度时，即宜禁用，留其余以为自然疗能自治之，故虽无毒治病，亦十去其九而止，其余一分，仍属自然治愈自治之，而不代大匠斫也。盖治病，本以扶益正气，抵抗不足，毒剂攻病，则病势已杀，斯时正气已有充分抵抗之力量，故宜禁用，“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观乎《内经》之治疗医学，而知中西医之不同，不在生理、解剖、病理、实验，而在整个之思想系统上矣。盖中医诊病为总合的统一的观察，故重症候（全身）而轻言病所（亦称病灶），即言之亦疏酒而不详；外医为分析的局部的观察，故重病所（局部）而轻言症候，即言之亦只为诊断疾病之用。中医为生物学的方法，视身体为整个的而不容分割，故局病亦视为全身病之局部透顶；外医为理化学的方法，视身体的单一的结合而可分割，故虽全身病，亦欲求得其单一之病原与病灶。中医为变动的生机的观察，故治无常，无定法，唯变所适，其智以圆；外医为静止的机械的观察，故治有定准，有定法，规则森严，其行以方。中医尚自然，虽无毒治病，亦十去其九而止，故重机能，而轻言攻毒，以医为自然之仆；外医尚人工，虽解热而犹用毒药，故重器械而主用毒杀菌，以医为征服自然之主。二者之不同如是，而谓中医可科学化乎？无是道也！若以《内经》之最高思想——辩证法为大纲，取近世生理病理之知识分隶于大纲下，以为论证之用，此正当之法也。不然舍弃《内经》之思想法则，取其生理病理以释固有之医学，是投降也，自己否定也。科学化之乎哉？灭亡而已矣！盖任何学术之成立也，必有其根据组织之思想与方法。中医之思想方法，为《内经》之辩证法，而外医则为近世之机械论的方法，二者绝不相同者也。吾人若不能自建所信之思想方法，纵能举古人成书，尽以近世科学释之，亦不过为科学洗练之中医而已。何也？根本既拔，枝叶虽茂，还同死灭。一种学术而不能自树其基本之理论，亦沙上之塔耳！

是故《内经》以阴阳对立之义论病变，视一切病皆由于偏胜与不调而起，相应而治则有调节之论，“阴阳调和，邪不能害”，此一意也。又以阴阳对立，未足以尽其变也，更以五行四时之义益之，以生长收藏论生理病理之机转与发展，则有“治在权衡”，“毋伐天和”之论，顺自然治愈之势，以定补泻，随变所施，治无故常，此二义也。生体浑一者也，不得片段视之，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局部与全体，刻刻相关，局部病必影响于全体，全身病亦自显于局部，故不施手术，不究病原，不知病灶，每奏其效者，知局部与全身关系之切耳，此三义也。吾人，自然界之一物耳。自然之变迁每影响及于生体，病之发也，每视身体对内对外之调节如何而起，古人以六气主病（外医仅视为诱导之因），相应而治，则有生长化收藏之论，以为治疗之准则，此四义也。《内经》论医妙义虽多大段，尽于此矣。

五、结论

本论既竟，尚有余意，述之以当结论。

凡一学术之成立也，必有其特具之思想方法，此通则也。《内经》者，时人视为幽闭荒唐迷信之文库也，而不知其辩证法也。观其所论，竟与近世为思想界权威之辩证法大同，不大可喜乎！论者谓，文艺复兴以前为演绎法时代，十九世纪为归纳法（即自然科学方法）时代，二十世纪为辩证法时代。故苏联、日本、德国等各国学者，至欲举全部自然科学而以辩证法组织之，至于辩证法的社会科学势已燎原。以吾国言，近年坊间出版者，滔滔皆是也。不意吾先民于二千年前，已有此焕烂之伟论，不亦更可喜乎？且医学者，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之一分支也，势不

能不与世界所共信之最高思想结合，以列世界学术之林。以中医之组织与思想系统，合诸机械论之科学思想下，则扞隔难入，乃不意竟与崭新之学术界权威思想相合，此又大可喜悦者也。虽然，现代之辩证法的唯物论，与吾先民之辩证法，非纯相符合者也。盖对立、发展、变化，统一联系，以及唯物诸义，来之《内经》，无不具有而相同。然《内经》言调和、言调节，而现代之辩证法的唯物论，则主飞跃，言革命，而反对调和以为庸妄之见。吾前文所屡称为《内经》最高之思想与妙义者，实为调节调和之论。人所共贱，我之所贵；人谓庸妄，我谓高妙。夫其理非空言也，必实践之而验，斯为可信。吾先民特论之义，以治病者千百年矣，遵之则吉，悖之则凶，固真理也；若近世学者以其一往之见，视调和之论为庸妄之见，吾医亦拮安其庸妄而已。呜呼！

[1]原素：即元素。

[2]《五运行大论》：本段文字出自《素问·六微旨大论》而不是《素问·五运行大论》，原文误。

[3]《五运行大论》：同注解1。

[4]《白虎通》：为《白虎通义》的省文，又名《白虎通德论》。四卷，东汉班固等编撰。主要记载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经学辩论的结果。《白虎通》的思想可谓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延伸和拓展，也可谓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的提要。

[5]《天元正纪大论》：原文误，应为《六元正纪大论》。

[6]杀府：按《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原文，应为“司杀府”。

[7]《洗冤录》：又名《洗冤集录》、《宋提刑洗冤集录》，法医学著作，四卷，南宋宋慈（惠父）著，成书于宋淳祐七年（1247年）。全书由检验总说、验伤、验尸、辨伤、检骨等53项内容所组成，并对犯罪、犯罪侦察、保辜等有关断案、法吏检验格式程序等详加论述。全书内容丰富，见解精辟，是我国较早、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后世法医著作多以本书为蓝本，或加以注释，或予以增补，曾先后被译成荷兰、英、法、德等国文字，对世界法医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贡献。

〔8〕《医林改错》：脏象著作，二卷，清代王清任撰于道光十年（1830年）。作者因检阅古代典籍中脏腑论说及所绘之图多有自相矛盾之处，遂冲破封建礼教之束缚，坚持对人体结构进行观察研究。通过对大量露脏尸体及刑余之人脏腑器官的直接观测，绘图立说，更正旧论，著成此书。

〔9〕《至真要大纲》：当为《至真要大论》，原文误。

〔10〕"但求自然自愈之倾向"：原书"求"字误为"木"字，径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