厥阴篇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足厥阴肝脏居胃之右，而复冒其半体，若醉人侧弁者然；而其脉络则下注两胁，更下则抵于少腹，与足少阴水脏相出入；肝叶中为胆所寄，胆汁由胆管渗于十二指肠，适当胃之下游，胆汁转输胃底，故胃中亦有胆汁与胰液、肝液、馋涎合并为消融水谷之助。惟胃中热则胆火炽，故有消渴一证。阳明病所以渴而饮水者，由于胃中热甚，兼之胆汁苦燥故尔。《金匮》论消渴首列厥阴为病，次节兼论趺阳之浮数，正以胃中含有胆汁，生血之源不足而苦燥之胆汁用事，然后见消渴之证也。更即《金匮》“男子消渴节”以证明之，《金匮》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亦一斗，肾气丸主之。”盖手少阳三焦，通行水道，中含胆火，下走肾与膀胱，出而为溺，昼随行阳之卫气外出皮毛而为汗，夜则随行阴之卫气下走注于宗筋。天之将明，宗筋特强者，中有胆火故也。晨起而小便，则胆火泄矣。少年失慎，缘是精液日削，胆火之趋于下游者，反成捷径。胆火主泄，小便乃日见其多，而上膈津液遂以不得停蓄而日损，于是引水以自救，故小便愈多，口中愈渴，胃中消化力亦愈大。予尝见病房劳之人，

贪味饱食，至死不改，则以胆汁之在胃中者，最能消食故也。此厥阴之病消渴，由于肝叶中泌出之胆汁合胃中元热使然也（胃中本热，不能容水，胆汁少而他种液多，乃病痰饮）。俗工强分上消、中消、下消，抑末也。肝为藏血之脏，而其变为善怒，少年体壮之人夜多眠睡而不轻怒者，血分充足得以涵养胆汁，而柔其刚燥之性也；老年夜少眠睡而易怒者，血分不足，不能涵濡胆汁，而刚暴之性易发也。人心有所佛郁，一时含发未怒，心中猝然刺痛，俗谓之气撞心，亦曰冲心气；血虚风燥，胃底胆火炽逆，由胃络上冲于心，故心中热疼，此与七情郁怒伤肝之病似异而实同。此厥阴之病气上撞心、心中热疼亦由胆胃上逆而发之特暴，不似消渴之由于积渐也。若夫水盛血寒，胃中凝积湿痰而胆火不畅，乃生蛔虫。湿痰充实于胃，食入则上泛，故饥不能食。胃中胆汁无消谷之力，因而纳减，蛔以久饥难忍，上出于膈，故闻食臭而出于口，此厥阴证之病饥不能食，食即吐蛔，实由胃中寒湿，胆火不能消谷，腐秽积而虫生也。语云：流水不腐，动气存焉耳；污池积秽，鳅鳝生焉，有积秽为之窟宅也。故乌梅丸一方，干姜、细辛以去痰而和胃，乌梅以止吐，川椒以杀虫，黄连、黄柏以降逆而去湿，当归以补血，人参以益气，附子、桂枝以散寒而温里，故服后蛔虫从大便挟湿痰而俱去。方中杀虫之药，仅有川椒一味，余多除痰去湿、温中散寒之药，可以识立方之旨矣（须知湿痰之生，由于胆汁不能消水，而胃中先寒。胃中既寒，蛔虫乃得滋生，湿痰即蛔虫之巢穴）。以上三证大要，厥阴从中见少阳之盛衰，致成燥热寒湿诸变，惟下之利遂不止，则承上饥不能食言之。盖此证水盛血寒，既不能食，原系胃中湿痰阻塞，若有宿食便不当饥，倘疑为宿食而误下之，利必不止。所以然者，以其人血分热度低弱，不能化水为气，泄出肌表，加以胃底胆汁为湿痰所遏，不能消水，而肠胃中淋巴管因亦被湿痰淤塞，失其排泄水液之权。故一经误下，水势乃直趋小肠、大肠而不可止也。本条自消渴下为胆火太甚之证，饥不欲食下为胆火不足之证。鄙人恐学者，惑于俗工寒热错杂之谬论，故特分晰言之。

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凡脏之主血者，皆谓之阴，肝为藏血之脏，故称厥阴。人之一身，水以寒而主泄，水之所以能泄者，血热为之蒸化也。血以温而主脏，血之所以常温者，水借血热而散为气，阴寒不加凌逼也。故厥阴之病，与太阴、少阴同，阳回则生，寒极则死（血寒则死，故死后有唇口及遍身青黑者）。向者医家固称厥阴为风木，以肝主筋，当如木之条达而不当郁结也。此喻亦为近理，借如春风始生，草木萌芽，山谷启秀，郊野繁花，当是时天气温和，厥阴之脏，宜必无病。若夫寒风萧条，旷野寂寥，素雪晨飞，玄霜夕飘，木始病矣。吾意厥阴之病中风，手足必厥逆，脉必沉弦。风入腠理，营血暴寒，脾阳阻遏，故脉沉而手足当寒。脉微浮为欲愈者，以血分之热度渐高，营气有外达之机，风将从肌腠解也（此证宜桂枝加附子汤）。张隐庵乃曰，风为阳邪，脉主阴血，得阴血之微浮而热病当愈。岂知厥阴中风，原不为热病乎？若夫脉不浮而见沉弦，在里而不能出表，风将何自而解？故曰不浮为未愈也。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厥阴为病，不从标本而从中见之少阳，故有胆火合胃中燥热而病消渴，及心中热疼者；亦有湿痰在胃，遏其相火，水盛血寒而病吐蛔者。然则厥阴之欲解，其为热证乎？其为寒证乎？舍此而不辨，何以知丑至卯上之欲解也？吾即据本篇通例释之，仲师言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寒多热少，其病为进；热不除，便脓血者，不必死；下利，厥不止者，必死。则本条所谓欲解，其为寒尽阳回之证，要无可疑。考卯上属黎明，为天光初发之候，每岁之中惟夏至节令属卯正，冬至节令属寅末卯初，余则自谷雨至处暑皆在卯之上半时，自白露至来岁清明皆在卯之下半时，然则卯上固阴尽阳回之定候，而不可更变者也。然必曰自丑至卯上者，丑在夜半当阳回，半子之后属阴中之阳，嗣是由寅而卯，虽曰未见光而阳气已动。设厥阴寒证当此微阳渐转之时，手足之厥者渐和，脉之沉弦者渐浮，或有微热而渴，其脉反弱，或脉来转数，有微热而汗出，皆为向愈之征，为其病气渐微，正气随天光而外出也，是故病者夜半或黎明神色清湛即去愈期不远。若独语如见鬼状，则犹为厥阴血热，而非正气之复，为其脑气昏也，惟神色渐清乃真为向愈。若必待日中阳盛，阴寒略减，不逾时而厥逆恶寒如故矣，岂可恃为欲解乎？（按：此条大旨与少阴略同）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厥阴之病，最忌寒湿，寒湿太盛则少阳阳热为水邪所遏，故常有下利不渴之证。惟其寒尽阳回，胃中阳气合胆汁而化燥，然后渴欲冷饮，但微阳初复，不能多饮，故曰少少与之。所以不用人参白虎汤者，则以厥阴之渴若死灰复燃，涓滴可灭，不似阳明之渴，势若燎原，非一勺所能奏功，故厥阴之渴，无人参白虎汤证。又按：此证必出于下利之后，与太阳证汗后之渴略同，皆为胃中液虚生燥，故欲饮水者，皆当少少与之，以和胃气，但使胃气一和，已无余病。惟厥阴一证，下利止后，三焦水邪尽泄，不似太阳汗后尚有寒水留阻膈上，使津液不得上行，故厥阴之渴，亦必无五苓散证也。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张隐庵曰：四逆而厥，温之犹难，岂有下之之理？今曰不可下，所以申上文下之利不止之意，此说良是。然所以为是说者，正为后文当下者之辨，盖不可下者其常，可下者其变也。按后文云，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必口伤烂赤。盖四肢秉气于胃，胃中寒而见厥，固当用四逆以温之。若胃中有湿痰遏其中阳，不得达于四肢，或胃中有宿食，热邪内郁，则阳气亦不达于四肢而手足见厥。此与太阳初病不发热，数日后始见表热者正同，故先厥而后热，此厥之所以当下也。惟厥但手足冷，逆则冷过肘膝。冷过肘膝者，必无热证，故不第曰厥，而曰诸四逆厥，此即不可下之确证。但手足冷者，则固有热证也。设非手足见厥之证，实有当下者，何待仲师之赘说乎？至如虚家之不可下，特连类及之耳。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厥逆为中阳不达四肢；以为风起四末者，妄也。中阳不运则淋巴干中水液不得外泄（淋巴干在胸中，为水饮入胃、水气外泄之总区）。脾湿内停，因而下利，此本四逆汤证，不待再计者也。本节云：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此寒尽阳回之候，不烦顾虑者也。曰见厥复利，此寒湿未尽，由阳入阴之候，所当急温者也。是故大汗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恶寒者，四逆汤主之。何尝寒热错杂耶？若夫不可下条所云“虚家亦然”，则以亡血而厥，为血分热度愈低，故身热减而脉道虚也。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素饼，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

厥阴之证，先厥后热者，其病当愈。厥不还者，其病死。究其所以发热者，则与太阳伤寒略同。太阳伤寒其始，水液在皮毛，为表寒所遏，故无热；其继，血热抗于肌理，水液由寒化温，故发热。厥阴之手足冷，亦由寒湿太甚，血中温度不得外达之故。惟其病由寒湿，故必兼下利，惟其血中热度与寒湿战胜，故先厥后热。盖先厥者病也，后热者正气复也。明乎此，然后可以辨厥阴之生死，而本条传写伪误，亦可借以订正，不至为张隐庵注文所误。盖本条所举病证，为先热后厥，厥为病气胜，始发热六日，六日之后，旋复见厥，延至九日未已，而加之以下利，此正属寒湿过重，急当回阳之证，但得发热，即可不死。厥而利者，其脾阳本虚，当不能食，若反欲食，恐系寒湿下趋太急，自胃以下直达肛门而绝然不守，故有久利之人醒时思食，食已稍稍思睡即已遗失，每食皆然，俗名肚肠直。凡下利见此证者，十不活一，名曰除中（张隐庵注云：中土之气外除也，不可通。盖幽门至阑门无所阻也）。所以然者，为其胃气先绝也。惟食之以麦饼，食已发热，因知其胃气尚在（《金匮》云：病人素不喜食者，忽暴思之，必发热也）。试观饥者，身常恶寒，至饱食之后，手足忽然转热，此即胃气尚存之明证。故厥者食后发热，直可决其必愈，然犹恐浮阳之暴出旋灭，于是俟三日之后，诊其脉而见浮数，乃可决为寒尽阳回，而向愈之期即在旦日夜半。旦日为平旦，夜半者天阳微动之时，正上所言丑至卯上也。惟血分热度亦不可以太过，以六日之发热，九日之厥，续行三日之热，两两相较，为日适相当也。若更后三日，热仍未解，则为血热太过。血热太过者，必混脓血，故曰必发痈脓，非谓发生外证及一切内痈也。然则“食以素饼”下“不发热”之“不”字，实为衍文，否则下文“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云云，俱不可通矣。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伤寒脉迟，为寒湿太甚，血分虚耗之证。胃为生血之源，胃气虚寒，则谷气不能生血，脉道因迟，前于“阳明篇”食难用饱条已略见一斑。盖脉迟者，胃必虚冷也。设遇此虚冷之脉证，不用理中以温之，反用黄芩汤以消其仅存之阳气，则向之食难用饱，饱则微烦者，至此并不能食。尝见有寒湿下利之证，服芩芍汤后，腹中痛而利益甚者。按：太阳伤寒于栀子汤条内，尚有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之之戒，而况黄芩之寒甚于栀子，虚寒者误服之有不腹痛下利者乎？若下利之后，反能纳谷，亦必上纳下泄，自胃中下十二指肠、小肠、大肠直抵肛门者，中间绝无阻碍，一如关门之不守，故曰除中。盖不待完谷不化之变，而已知其必死矣。

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

肺与大肠相表里，先厥后热，下利当止，原系厥阴顺证，盖寒湿将尽而阳气复也。惟血分热度太高，上迫胸中淋巴干水液外泄为汗，肺胃燥热，因致咽痛喉痹，所谓大肠移热于肺也。若先厥后发热而无汗，利以当止而不止，血分之热直与肠中湿邪混杂而便脓血，大肠之热不移于肺，故其喉不痹。予按：咽痛为燥气上淫肺胃，厥阴之证与少阴略同。要其便脓血则大相远异，少阴之便脓血为水寒血败，故方治宜桃花汤；厥阴之便脓血，为阳回血热，故独宜白头翁汤。不惟脉之微细滑数，大有径庭；而少阴之昏昏欲睡，厥阴之多言善怒，情形正自不同也。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冬令暴寒，四五日必渐回阳，厥阴证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后必发热，寒尽阳回之理，宜亦与之相等。或始病发热者，后必见厥；但血热被寒湿郁伏者，久必反抗。夫所谓厥深热亦深，厥微热亦微者，譬如冬令雨雪连绵，坚冰凝沍，阳气伏藏，天气转阳，其发益烈，此天时之可证者也；又如以手入冰雪中，冻僵之后，至于指不能屈，久而血热内发，炽炭不敌其热，此人体之可证者也。须知厥阴之证，重寒则死，阳回则生，虽血热反抗太甚，有时便血及痈脓，以视一厥不还则大有间矣。夫厥阴寒湿之证，原不当下，上文下之利不止，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言之已详，此又何烦赘说。惟寒郁于外，热伏于里，则其证当俟阳热渐回而下之，俾热邪从下部宣泻而病已愈矣。若发其汗，则胃中液涸，胆火生燥，乃一转为阳明热证，为口伤烂赤所由来，此正与反汗出而咽痛喉痹者同例，由其发之太过而阳气上盛也。此证向予在四明医院亲见之，其始病予未之见，及予往诊已满口烂赤，检其前方则为最轻分量之桂枝汤，案中则言恶寒。夫病在太阳而用桂枝虽不能定其确当与否，然犹相去不远。既而病转阳明，连服白虎汤五剂。前医以为不治，老友周肖彭嘱予同诊，问其状，昼则明了，暮则壮热，彻夜不得眠。夫营气夜行于阳，日暮发热属血分，昼明夜昏与妇人热入血室同，热入血室用桃核承气，则此证实以厥阴而兼阳明燥化。病者言经西医用泻盐下大便一次，则中夜略能安睡。诊其脉，沉滑有力。予因用大承气汤日一剂，五日而热退，肖彭以酸枣仁汤善其后，七日而瘥。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冬令暴寒五日之后，天气必转温和，若转阳之后，严寒复作必较前为甚。所以然者，以地中郁伏之阳气不复能反抗故也。伤寒厥，阴证之手足见厥，殆与冬令之天时相等。仲师云：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近世医家多以未经寓目，不能深信，然其理要可凭也。盖伤寒水分太多，血热不能相抗，则手足见厥；厥尽阳回，则血分热度渐高；水被蒸化为气，阴阳乃相顺接，而不复见独阴无阳之变。然犹恐浮阳之出而复去也，故必五日热后不复见厥，乃可决为向愈，否则血分热度愈低，必将复厥，向愈之期犹未可恃也。夫所谓阴阳气不相顺接者，血为阴，气为阳，血分热度合华氏寒暑表九十五度（今则病表九十八度半）。太阳寒水被蒸成热，然后化气外泄，或含于皮毛之里而不大泄，阳之所以卫外为固者，实由营阴热度与之俱化，所谓相顺接也。若营热不及九十五度则水分不受蒸化，譬之釜底薪火微细，釜中满贮寒水，焉能成沸汤而气上出哉？是不为水火之既济，而为火水之未济也，所谓不相顺接也。若营热以渐而灭，则里阳不达四肢而肘足逆冷矣。凡但手足冷者为厥，冷过肘膝者为逆。“厥阴篇”之厥，实赅冷过肘膝者言之。仲师恐人误会，故特举逆冷而申明之，而全篇言厥者准此矣。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人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枚，细辛六两，干姜十两，黄连一斤，蜀椒（去汗）、当归各四两，桂枝、附子（炮）、人参、黄柏各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浸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十下，圆如梧桐子大。先食后服十圆，日二服，稍加至二十圆。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伤寒为病，血热盛则与表寒相拒而脉紧，更盛则表里皆热而脉大，脉微而厥，则血分热度低弱，不言可知。至七八日肤冷，则已逾一候而不见回阳，是为独阴无阳之的证，且其人躁急，坐卧不安，并无暂时之休息，则阴寒内踞，孤阳外越，一出而不还矣，谓之脏厥。所谓脏厥者，别于蛔厥言之也。然概名之曰脏厥，其病究在何脏？此不可不辨也。若第以肝脏言之，而脉固心所主也，四肢及肤固脾所主也，躁又肾寒阳越之证也，概以厥阴证名之可乎？大抵脏厥一证，由于水胜血寒，血中热度太弱，则主血之心脏寒而脉道微，统血之脾脏寒而四肢及肤冷，水脏

寒则一身阳热脱根外出而躁无暂安之时，是宜白通猪胆汁汤。盖合三阴而俱病，不当专以厥阴论治。脏厥者，因寒而厥，不同蛔厥之因痛而厥也。蛔厥为病，虫不动则安，静若无病之人，虫动而痛则号叫反侧而见烦。此证因寒湿内壅，积为痰涎，蛔即从此滋生。譬之尘秽蕴湿，则生鼠妇，浊水成淖乃生子子，脏寒而蛔生，其情形适相等也。病蛔之人，胃中为湿痰所踞，纳谷常少，蛔饥而上窜于膈则痛，痛即号叫，少定得食而呕，即又号叫不已。所以然者，蛔争食而吐涎（蛔中多痰涎，其质略同蜗牛），咽中不能受，随时泛出，甚则蛔随方呕之时，倾吐而出。因其病由为寒湿痰涎，故特用温中散寒、除痰去湿之乌梅丸，以破蛔虫之巢穴，巢穴破，蛔虫无所容身，不得不从大便出矣（多则五十余条，少亦二三十条）。亦主久利者，正以能去寒湿故也。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脓血。

阴寒与阳热相等，则其病当愈，所谓阴阳和者必自愈也。此证热少厥微，指头尚见微寒，盖即上热微厥亦微之证。默默不欲食，则中气犹为未复。烦躁数日则为浮阳上冒。若小便利而色白，则外有浮阳里无余热。按：“少阴篇”小便色白为下焦虚寒，厥阴之小便色白则为病后热除。厥阴所以贵热除者，盖阳回之后，太过恐有脓血之变证也，但必里热除而欲得食者，方是中气已复，为病愈之确证。能食则中气达于四肢而手足当温，胃气和而不呕，

所谓有胃则生也。若厥而呕则胃气不和，而中阳不达胸中淋巴干及腰下输尿管，重为湿邪所阻，阳气不通而见烦满。烦满者，气机否塞，郁而不纾之象也。夫浮阳无所依附，则不伤血分。惟湿与血热化合，乃致蕴蒸阴络，久久腐败，故其后必便脓血。此证与少阴便脓血者，寒热悬殊，治法违异，一或差误，皆足杀人。说详先厥后发热条，兹不赘。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此承上节胸胁烦满言之。凡见厥者，中阳不能外达，胸中必见抑郁；若病者自言胸中舒泰如常，则手足之冷不起于脾胃虚寒可知。但手足之厥冷究属何因，此正不可以无辨。厥逆之原有二：不在中脘，即在下焦。但验其少腹满痛拒按，即可决为冷结膀胱关元（关元在脐下一寸），而为寒伤血海。按：“少阴篇”云，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盖血得热则行，故知其必便血；得寒则凝，故可断为血结，正不难比例而得之也。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者，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必便脓血。

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

厥阴之名义，原以阴寒过甚手足逆冷为标准，为其水寒血败，胆胃之阳热有时而不继也。病愈之期，当以寒尽阳回为验，是故厥少热多则为将愈，寒多热少则为病进。

师言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又言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皆假设之辞耳。其实厥一日，复热二日，亦为当愈；热二日，厥反三日，亦为病进，原不必拘于日数也。惟七日热不除者，则为阳热太过，故必便脓血。说详热少厥微条，不赘。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厥阴为病，常例厥不过五日，至过一候之期，而脉微手足厥冷，血分热度之弱已不可支，然使里阳伏而不出，尚有回阳之望。若夫心烦冤而不舒，手足躁动而不息，则为阴血寒于里，而微阳脱于外，法当灸足厥阴穴，若大敦、太冲、膝关、五里等，引上出之浮阳使之下行，则其厥当还。若其厥不还，则如夕阳欲没，草际微曛，香炭成灰，炉余星火，虽曰一息尚存，固已不可久恃矣。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伤寒厥阴证，以先厥逆、后发热下利者为顺，以发热下利而并见厥逆者为逆。厥逆为水盛血寒，中阳不达于四肢；阴尽阳回乃见发热，虽下利未止，一见阳回发热后必自愈。若发热下利，一时并见厥逆，固已阴寒内踞，而孤阳不归其根。设其人暂得安静，夜中卧寐尚有酣适之时，元气犹未散也。至于躁不得卧，则阴极似阳，柔和之气尽矣。“少阴篇”云：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厥阴之病，亦正同此例也。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此亦先见发热后见厥利之恶候也。此证如火著杯中汾

酒，上火而下水，遇风即灭，虽标阳暂存，不能持久；又如灯盏之中膏油垂尽，火离其根，标焰反出于烟气之末，盖阴阳离决之象也。窃意此证虽云必死，急用理中加生附以收外散之阳，加赤石脂、禹余粮以固下脱之阴，倘能十活一二，或亦仁人之用心也。

伤寒六七日，下利便发热，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

厥阴一证，虽曰阳回则生，而阳气暴出者亦在必死之例。六七日下利，在后节本系不治之证，盖本节“不利”之“不”为“下”字之误，“而利”两字实为衍文。当云“六七日，下利便发热，其人汗出不止者，死”。以六七日之厥，七日后忽然下利，正在下利，便见发热汗出不止之阳脱证，故云必死。如此则“便”字方有着落，谓其与下利一时并见也，如此则与末句有阴无阳亦为密合无间。发热在六七日后，则六七日之厥，不待言而可知。下利在六七日后，则六七日之不利反为赘说，故知“不”字当为“下”字也。按：“少阴篇”，下利厥逆无脉，服白通加猪胆汁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汗出不止与脉暴出同，正如烟气上离薪之烟火，立见灭息，欲其复燃，岂可得乎？故曰有阴无阳也。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伤寒五六日，正厥阴证寒尽阳回之候，所谓厥终不过五日也。结胸乃胸膈不宽舒之谓，非如太阳之证，有误下成结胸之一证也。所谓不结胸者，盖胸中淋巴干，中医谓# 曹氏伤寒发微卷第四

之上焦，寒尽阳回，其中水液当随阳外散，故上膈无痞闷之变。水湿不流入回肠，无下利腹胀之变，故腹濡。惟血分不充，动脉管中不能十分流动，故脉虚。血分热度愈低，势当复厥，此与上厥应下之条，适得其反。此证或因水寒血败，或因阳热太甚，伤及血分，致下利而便脓血，要之为亡血则一。此时血之温度，急用四逆汤以助之尚恐不及，若经误下焉有不死者乎？愚按：此节正申明诸四逆厥不可下条虚家亦然之义，上条未明言虚家之为气与血，此更指血以实之。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厥阴之证，以先厥后发热者为顺，为其阴寒去而真阳复也。若外有表热，依然四肢逆冷，则表热已属虚阳，若已经一候而厥不还，更加之以下利，则寒湿太甚，将恐下利不止，不免虚阳上脱，此其所以难治也。

伤寒脉促，手足厥者，可灸之。

伤寒厥阴证最忌血热消亡，脉促与“太阳篇”之脉紧同，在脏之血热与寒湿相抗，脉因见促。血热为寒湿阻隘，不能外达四肢，手足因厥。故必灸厥阴之穴以助阳气，但令血热战胜，阳气外达，而手足自温矣。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脉滑属阳明。《金匮》“腹满寒疝宿食篇”云：脉数而滑者，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呕吐哕下利篇”云：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气汤。此可证脉滑之属阳明矣。厥阴证之脉滑而厥，胃底胆汁合

胃中燥火生热，异于宿食之不化，而手足之厥，实为阳盛格阴，故宜阳明证之白虎汤以清里热，但使中阳外达四肢而厥逆自和矣。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当归四逆汤方

当归、桂枝、芍药、细辛各三两，大枣二十五枚，甘草、通草各[1][注：原作“合”，据文义改。]二两。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方

即前方加生姜半斤，吴茱萸二升。

上以水六升，清酒六升，煮取五升，温分五服。

脾主四肢，亦主肌肉；心主血，亦主脉。水气胜则血寒，血之温度不达四肢，故手足逆冷；血热不充分肉，故身寒；水气留结心下，寒伤动脉之血，脉管中营分不充，故脉细欲绝。要知此证为水分太过，血分不足，故方用当归以补血，细辛、通草以散寒而行水，所以助心营而起欲绝之脉也；合桂枝汤去生姜而倍大枣，所以扶脾阳而温手足之厥及肌肉之寒也。若其人内有久寒，心下水气不免渗入于胃，胃底胆汁不能相容，又必抗拒而见呕逆，故于本方中加吴茱萸以止呕，生姜以和胃。仲师虽未明言，要可于无字处求之。诸家解说，泥于本文，失之未核。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出而热不去，病情似转阳明，然何以内拘急而四肢疼，此不可不辨也。凡筋脉拘急之痉证，则四肢及项背拘急，但拘急在表而不在内。盖人之内脏遇温则舒，遇寒则缩，故常有病痰饮而腰腹部分如带紧缚者，此即内拘急之明证也。疼与痛微有不同，疼即俗名酸痛，湿流关节之病往往有之。即此二证，已可决为寒湿在里之病，而不去之表热为浮阳而非转属阳明矣。于是寒湿下陷回肠则病下利，寒湿伤及血分，血热不能外达四肢肌肉，则兼见厥逆而恶寒，此其所以宜四逆汤也。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泄于肌表，则胸中淋巴干发泄太甚而膈上当病干燥。若大下利则十二指肠以下淋巴微管乳糜亦当以宣泄太过而病干燥。若其人血热尚存，当必以水液既尽而一身手足皆热，而反见厥冷者，则不惟内脏及大络之血一时并见虚寒，而胆胃之中绝无阳气足以外达，是其一身手足肌肉但有死阴而无生阳，危在旦夕矣。尝见下利之人，日数十次，一身手足俱冷如冰，按之黏腻，似有汗液，所异于死人者，仅有一丝鼻息耳，非急用大剂生附子、干姜以温之，甘草以和之，病必不愈。盖视前证为尤危，所当急温者也。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

病人手足厥冷，阳气不达于四肢，此正无可疑者。然

阳气何以不达，此不可以不辨也。夫阳气之不达，大致阻于水湿。但有水分过多，充溢内脏，阳气消亡而手足厥冷者；亦有水分不多，湿痰阻于上膈，阳气内伏而手足厥冷者。阳气消亡则独存不化气之寒水，故其脉沉弦，或微细。阳气内伏者，阳气与湿痰相持不下，故其脉乍紧。故其为病，属邪结胸中。阳气郁于上膈，故心中满而烦；湿痰渗入胃中，故饥不能食。此与“太阳篇”气上冲咽喉不得息，似异而实同。惟其湿痰阻于胸中，故吸气不得入；亦惟湿痰阻胸中，故阳气不得出，此其所以并宜吐之，且并宜瓜蒂散也。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服桂枝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凡水气在膈上者，宜散之，此即《金匮》水在腰以上当发其汗之义也。厥阴证厥而心下悸，此时水在膈间，阻塞中脘，阳气不得外达四肢；水气在上焦者，不当参用下焦药，故“太阳篇”心下有水气，已成留饮者，则为小青龙汤证，此即散之之义也。其有发汗过多，阳气上盛，吸水气上冲而心下悸者，则为桂枝甘草汤证。桂枝以助阳气，使之散入肌理而外泄。甘草和中而健脾，能助桂枝外散之力，此即桂枝汤发肌理之汗用甘草之义也；又能止上凌之水气以定心悸，此即脉结代、心动悸用炙甘草汤之义也。然则“厥阴篇”之厥而心下悸者，与太阳发汗过多、水气凌心者同为上焦之证，水在上焦不当用利水之茯苓，然则恐其水渍入胃作利，而先治其水，亦当用桂枝甘草汤，此云当服茯苓甘草汤则传写之误也。师云“却治其"厥"，不出方治，盖即白通、四逆诸方可知，使学者于言外领取之。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冷，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吐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

麻黄升麻汤方

麻黄二两半，升麻一两一分，当归一两一分，知母、黄芩、芍药、葳蕤各十八铢，石膏、白术、干姜、桂枝、茯苓、甘草、天门冬（去心）各六铢。

上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

厥阴伤寒，原有表寒里热当下之证，所谓厥应下之者是也。若大下之后，热除脉和则其病当愈；若夫寒湿因大下而陷，阳气不达下部，手太阴动脉沉迟，至于手足厥冷，寒湿在下，血分之热度益低，甚至下部跌阳太冲脉不至，寒湿甚矣。然全系寒湿而不见他证，其病犹易治也。乃按其病情，亦即水寒血败，又因肝脏阴虚而胆火上逆，胃底胆汁生燥，上冲肺部以至咽喉不利而吐脓血，加以在下寒湿为病而泄利不止，是为上热下寒，此时欲清上热则增下寒，欲温下寒则增上热，故曰难治。麻黄升麻汤，君麻黄、升麻以升提下陷之寒湿而外散之，所以止下利也；当归以补血，黄芩以清胆火，知母、石膏以清胃热，所以止吐脓血也；葳蕤、天冬以润肺，所以治咽喉不利也；白术、干姜、芍药、桂枝、茯苓、甘草所以解水分之寒湿，

增营分之热度，而通利血脉也。但令水寒去而营热增，手足之厥冷自解矣。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此一节见寒湿下利之证，同于太阴、少阴者也。厥阴病，厥不过五日，则当四五日间正寒尽阳回之候，若寒湿趋于足太阴部分而见腹中痛，此时不遽下利，或将水寒血败而见下脓血之桃花汤证。设或腹中否塞之气忽然冲动，漉漉有声直下而痛及少腹，必将转为寒湿自利之四逆汤证。试观病悬饮内痛者，服十枣汤后，始而痛在中脘，继而痛及腹部，迨后痛至少腹，乃不逾时而大下矣。又如病阳明证者，服大承气汤后，亦必气走少腹而后下，此大便欲行，气必下趋少腹之明证也。非用下药而转气自趋少腹，故知其欲自利也。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下之，寒格，更逆吐，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方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伤寒本自寒下，此厥阴证之寒湿下利，同于太阴、少阴之证也，于法当温，乃医以为协热利，循《内经》通因通用之例，而更以承气汤下之，于是肠胃虚寒，阻格膈上之阳气。夫胃气寒者，多病吐逆，伏寒在内，格阳于上，谓之寒格。寒结于肠胃则十二指肠不能容胆汁灌输，少阳上逆必病呕吐，故有食入口即吐之变；则其证为胸中有热，肠胃有寒邪，然则“医复吐下之”，当云“医复下之”；“寒格，更逆吐下”，当云“寒格，更逆吐”。前句“吐”字，后句“下”字，皆衍文耳。盖此证与“太阳篇”呕而腹痛之黄连汤证略同，故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方治，亦与黄连汤相似，所不同者，惟彼方多甘草、桂枝、半夏、大枣而无黄芩耳。按：《金匮》下利脉滑者，当有所去，大承气汤主之，是知热利原有当用下法者，医乃误寒利为热利而复下之耳，治法无下利而使之吐者，故知“吐”字当衍也。“太阳篇”呕而腹痛为上热下寒，其为寒格逆吐之证，与此正同，而方治之并用黄连、干姜亦与此同，故知当云“寒格，更逆吐”，而“下”字当衍也。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今自愈。

下利，脉缓，有微热，汗出，今自愈。设复紧，为未解。

厥阴下利证属寒湿陷大肠，其脉当见沉紧，而其外证必兼厥逆恶寒而口不渴，无表汗又不待言矣。夫下利一证，寒极则死，阳回则生。阳气之回，又必以有微热为候。所以然者，正恐亢热暴出，反有便脓血之变也。但微热为寒尽阳回之第一步，又当参验其表里，或里湿尽而见渴，或下利后上膈未尽之水气从肌表外泄为汗，其证皆当自愈，故仲师并云今自愈也。予按：上节言脉弱与微热相合是也，下节言脉数与微热不合则传写之误也（脉数当见壮热）。然则“数”字当写何字之误？曰：观于下文“复紧为未解”，即可知为“缓”字之误矣。盖寒湿利脉必沉紧，故必转为中风有汗之浮缓脉，然后汗出而利止，故脉复见沉紧，即可断为利未欲止也。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此寒极则死之证也。下利而手足厥冷，则中阳不达于四肢。水寒伤血，至血分中热度消歇，而脉伏不鼓，是当通灸三阴诸穴，使阳气四达而手足当温。若既灸之后，手足依然逆冷，脉之伏者依然不还，而上膈反见微喘，则是血寒于里，气脱于外，虽有卢扁无能为力矣。按：此条之末，“少阴负趺阳为顺”句，当是“少阴篇”脱简，与上文义不相连属，另条附释于后。

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少阴之证，重阴则死，回阳则生，虽厥阴之病，大略与少阴相似。但此语明指少阴，故黄坤载《悬解》移置“少阴篇”中，以为虽三急下证，治之得法，皆可不死，故少阴见阳明证者无死法。此即手足温者可治，欲去衣被可治之例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下利则寒水陷于回肠，其脉必见沉迟。而反见浮数者，即为寒尽阳回之验。若浮数之脉，但见于寸口而尺中自涩，尺中涩为血少阴竭，前于少阴尺脉弱涩不可下之条下已略申其旨，但涩为凝定不流之脉，故在太阳为汗液凝涩不彻，则当重发其汗而流通之。少阴阳虚而尺脉弱涩，为阳虚之后，阴液不能作汗，则当温药以助之；独至厥阴之尺中脉涩，为胞中血海上连冲任，凝涩不通，其证必兼腹痛，上有热，下有瘀，故必圊脓血也。此非桃花汤证，

亦非白头翁汤证，脓血尽则脉涩自愈，此即呕痈脓者，脓尽自愈之例也。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下利清谷之证，前于阳明、少阴篇中，两见而皆为四逆汤证，温之尚恐不及，岂有攻表之理？按：此条当为“太阴篇”错简。盖太阳寒水不能作汗，下并太阴寒湿，冲激肠胃，始有下利清谷之变。少阴为寒水之脏，寒水泛滥，并入肠胃，不惟病情与太阳同，即治法亦同。此证表热里寒，前于“阳明”、“少阴”二篇，已举其例，则此证亦当为表热里寒。本太阳证而内陷太阴，表证仍在，故有不可攻表之戒，编纂者误列厥阴耳。胀满原属太阴寒证，下利清谷，中阳已不可支，更误发其汗，致一线微阳外散，阴寒乃独踞中宫，譬犹瓮中贮水，遇寒成冰，瓮且因之暴裂。若经误治而成此变证，要惟有大剂回阳，尚当于什佰之中挽救一二。独怪近世庸工遇此恶候，谬称肝郁，日服金铃子散，以至于不救，是真不知死活者也。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脉之沉弦为水，下利而见沉弦，则寒水直趋回肠而见下重，此本四逆汤证，必俟阳气恢复，其病方愈。然脉之沉弦一转为滑大，则寒去而水未去，一变而为热利下重之白头翁汤证，此所以诊其脉大，不待问而决其为未止也。惟按其脉于微弱之中，略见数脉，乃为阳气渐回，而利当自止。《内经》云：肠澼身热则死，寒则生。为其湿与热并居肠胃，欲清其热，转滋其湿，欲燥其湿，转增其热，此所以身热则死也。

热，古未有白头翁方治，故曰死，其实非死证也。惟阳气渐回，脉不见滑大者，虽当发热，要为寒尽阳回之验，此其所以不死也。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必郁冒汗出而解。

下利清谷者，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下虚故也。

此节文义“下利清谷”，当在“汗出而解”下，“其面戴阳”为衍文。盖下利，脉沉而迟，证情原属寒湿，若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即血分热度犹存，可断为阳回之渐。阳热蕴蒸见郁冒，郁冒不已，外达皮毛肌腠乃能汗出而解，此寒去阳回所以为向愈之征也。若夫下利清谷，水盛血寒，其人必脉微而肢厥。所以然者，为其阴寒下注，肠胃中阳气垂绝，急温之尚恐不及，岂复能郁冒而解？此可知下利清谷者为另一证，当列“病人必微厥”上，今本列“必郁冒”上实为传写倒误。然则仲师所谓下虚，正以久利虚寒言之，盖以见阳热不回者之未欲愈也。“其面戴阳”似系“面少赤”注文，传写者误列正文耳（此条《金匮》亦伪误）。

下利，脉数而渴者，今自愈。设不瘥，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

下利一证最忌寒湿内蕴，血分中热度低弱，寒湿内蕴则不渴，血热消沮则脉虚微，此本四逆汤证，今见脉数而渴，则湿邪将尽而血热渐复，此不治自愈之证也。间亦有不即愈者，则一变而圊脓血，盖即白头翁汤证所谓热利下重也。此又阳气回复，失之太过者。然究为不死之证，慎

勿嫌前后违异，而狃于四逆之方治也。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脉绝则心房血寒，欲强心房莫如附子；手足厥冷则脾脏血寒，欲温脾脏莫如干姜、炙草。服药后，晬时心房得温而脉还，脾脏得温而手足之厥冷转热，则其病可以不死。盖此证不惟手足之厥冷，而肢体常有冷汗黏腻如膏油，按之冷如井底石，病者魂萦萦[1][注：原作“营营”，据文义改。]飞越帐顶，身摇摇如堕万丈之深坑，直待阳回之后，膏汗始敛，神魂方定，盖去死不远矣。若服药后脉绝不还，则一身精血俱寒，殚祝融全力不能燃[2][注：原作“然”，据文义改。]既死之灰，罄橐驼平生未便活已枯之树，有惜其施治之太晚而已。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似犹未为甚也。据病情论则脉当浮弱，而反实者，盖腹中有物下行，太急则血气冲于上。故妇人之将产，则其脉洪大而搏指，大便时用力太猛则其脉亦搏指。搏指者，气下坠而脉上实也。下利日十余行，脉不应实，今反实者，则是血气胶固成痞，壅阻回肠之内，虽下而不得通也。此证攻之不行，温之则生燥，故多有致死者。窃意当借用大黄牡丹汤以下之，兼通血分之瘀，倘能挽救一二，此亦仁人之用也。张隐庵乃以日十余行为三阴三阳皆虚，故主死。世固有日夜八九十行，服

大黄附子汤而愈者，岂三阴三阳反不虚耶？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脉微欲绝，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下利清谷为完谷不化，胃中无火可知。胃底无胆汁则不能消水，水挟谷食之未消者，下走十二指肠，由回肠直趋而下，是为里寒。寒踞中宫，阳浮于外，乃病外热，外热则汗出，里寒则手足见厥。按：“汗出而厥”上当脱“脉微欲绝”四字，故用通脉四逆汤以强心阳而助血热，但使阳热渐回，其脉当出，手足当温。且温里则水化为气，在表之浮阳亦以无所抵抗而归其根，而诸恙悉除矣。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二两，黄连、黄柏、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渣，温服一升。

何以知为热利？手足不寒而脉数，秽气逼人者是。下重者。湿与热并而下气不通也，气不通则秽物不得宣泄。白头翁汤方治，白头翁、秦皮以清凉破血分之热，黄连、黄柏以苦燥除下焦之湿，然后热湿并去，而热利当止。盖下重之由出于气阻，气阻之由根于湿热，不更用疏气药者，所谓伏其所主也。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麻黄汤。

此节原文当列“太阳篇”医下之条上，编纂者误列厥阴也。盖太阳失表则内陷太阴而病下利胀满，医者误与阳明吐后胀满同治，下以调胃承气，遂至下利清谷不止，此

病情之次第可以意会者也。故未经误下，因下利而胀满与因胀满而误下，至于下利清谷，均为四逆汤证；利止而表未解，至于身体疼痛，均之为麻黄汤证。若夫桂枝伪误已详论“太阳篇”中，兹不赘。（又按：前后两条皆白头翁汤证，中间此条亦夹杂不伦）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厥阴下利，阳回之后，其利当止；阳回而利不止，即有便脓血之变，以阳热太重故也。但未便脓血之时，早有见端，当以欲饮水为之验。盖胃中生燥则渴，欲饮水而下利未止则肠中湿热未尽，而络脉受其蕴蒸。故方治亦以清凉养血之白头翁为主，而佐之以秦皮；清热之黄连为辅，济之以燥湿之黄柏。此又将见下重未及便脓血之期，而先发制病之治法也。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不大便之谵语，下利色纯青，皆当用大承气汤，尽人而知矣。但有燥屎而下利，既无肠胃枯燥之变，亦无胆汁下泄之危，所以谵语者，燥屎不能随水液下行，秽浊之气上熏于脑，而脑气昏也。里热不甚，故不需咸寒之芒硝，且以肠中恶物胶固而坚，利用浸润而后下。若一过之水所能去，下利时宜早去矣，何待药乎？（按：此条为阳明病，非厥阴本证，缘下利腹胀满及欲饮水条比例及之）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下利耗其津液，则在表浮阳不收，而在里余热不去。因病虚烦，此在“太阳篇”中，原属栀豉汤证，“厥阴篇”中何庸更列此条？盖亦为下利腹胀满，及欲饮水条，比例言之也。下利后更烦，当以心下为验，若按之石硬，或痛，则有痰涎与宿食胶结胃中，而为大小陷胸汤证。惟按之而濡，乃可决为虚烦，但清其余邪足矣。又按：“太阳篇”“心下痞，按之濡”，为大黄黄连泻心汤证，此但云“按之心下濡”，其为无痞可知。有痞则为实，无痞则为虚。实则里有实热，虚则里为虚热，此泻心、栀豉之辨也。

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厥阴一证，常以中见之少阳为病。少阳之证善呕，故呕亦为厥阴之正病。厥阴寒尽阳回之后，阳热太甚，伤及血分，下行则便脓血，上出则呕痈脓，所以病延血分者，以胆火伤及血络故也。予按：“厥阴篇”中便脓血与呕痈脓，皆无方治。以鄙意测之，便脓血者，当用排脓散，以攻而去之（枳实、芍药、桔梗）；呕痈脓者，当用排脓汤，以开而泄之（甘草、桔梗、生姜、大枣）；按：此证蓄血而成脓病，出于肝脏之热，而表证当见于目，以肝开窍于目故也。“百合狐惑阴阳毒篇”云，“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疑即此证也。但此证不当止呕，当令毒从口出，脓尽而血自和，否则强欲止呕，毒留于中，有内溃而死耳。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胃中虚寒，则呕而脉弱；下焦虚寒，故小便自利；阳

气浮于外，故身有微热；阴寒踞于里，故手足见厥。外阳而内阴，其象为否，为阴长阳消，故曰难治。张隐庵独指身有微热为阴阳之气通调，殊不可通。四逆汤温肾而暖胃，故以为主治之方也。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寒湿留于上膈，脾胃因虚寒而不和则干呕而吐涎沫。清阳不升，浊阴上逆，则为头痛；俗以为肝阳上升者，谬也。吴茱萸汤，吴茱萸以祛寒而降逆，人参、姜、枣以补虚而和胃，即其病当愈。盖其所以头痛者，起于干呕气逆而上冲也；其所以吐涎沫者，起于脾胃虚寒，脾虚则生湿，胃寒则易泛也。考吴茱萸辛温，主温中下气，最能散肝脏风寒，故于厥阴寒证为宜也。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肝脏阴虚则胆胃上逆，因有呕而发热之证。盖太阳水气不能作汗，因成湿痰，留积上膈，致少阳胆火郁而不达，则上泛而为呕；寒湿在皮毛之里，正气与之相抗，是生表热。此证必先形寒，或兼头痛。若发有定候，即当为疟，且其脉必弦，为其内有湿痰也；其口必苦，为其胆汁上泛也。小柴胡汤，柴胡以疏表，黄芩以清里，半夏以降逆，人参、炙草、姜、枣以和中，则呕止而热清矣。按：此方治疟最为神效，今人废弃不用是可惜也。予谓此证，若但热不寒，当从桂技白虎汤例，于本方中加石膏、知母；若寒重热轻，当从太阳伤寒例，加桂枝、干姜，明者辨之。

伤寒大吐大下后，极虚复极汗者，其人外气拂郁，复与之水，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伤寒大吐大下，则津液内损；极虚而复极汗，则津液外损。外气拂郁者，阳气因汗外浮而表热不彻也。津液内损则渴，若以发热而渴之故而误为实热，复以冷水与之，即病寒呃。此无他，汗吐下之后，胃本虚寒，复与之水，以益胃中之寒，必且呃而愈逆。盖“以发其汗”四字，实为衍文。遍考古方未闻有以水发汗者，即服五苓散后，有多服暖水发汗之条，要其所以发汗者，在五苓散而不在水，况按之本文，初未尝言暖水乎，向来注家含糊读过，可笑亦可叹也。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伤寒呃逆之证，有宜橘皮生姜汤者，有橘皮生姜竹茹汤者，此其常也。然予曾见昆陵蒋姓伤寒发黄证，不大便而呃四日矣，予以大承气加茵陈蒿下之，黄去而呃亦止，然后知仲师所谓“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为信而有征也。夫小溲不利之呃逆，予未之见，但以理测之，当与不大便同。盖必下部无所阻碍，然后吸入之气与呼出之气，流动而冲和，虽间有噫嗳而其气自顺，一有阻碍则入既不顺，出乃愈激，故前部不利则用五苓，后部不利则用承气，不烦疑虑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