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大法第一

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两书也。凡条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症，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

笺 全论立法大旨，本篇首为揭出，六经为病，“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精义独标，自具卓识。盖仲景固从纷纭复杂千变万化之病候中，根据邪气之微甚，正气之强弱，脏腑经络营卫气血之反应，三因、四诊、八纲、八法之具体运用，始厘定此六经病，治伤寒如是，治杂病亦如是。试以《金匮》方证为例：刚痉无汗，用葛根汤发汗，湿家身烦疼，用麻黄加术汤宣表（以上见《痉湿喝篇》），从表病治。至于溢饮用大小青龙（《痰饮咳嗽病篇》），风水主越婢（《水气病篇》），亦何尝不隶太阳范围。诸黄腹痛而呕，从少阳治，用小柴胡汤（《黄疸病篇》）。腹满不减，减不足言，作腑证治，下之以大承气汤（《腹满寒疝宿食病篇》）。三阳如此，三阴亦然。证虽万殊，理实一贯。世有谓伤寒法难明，伤寒方难用，《伤寒论》所论为伤寒，而不及别病，殊属非是。

观五经提纲皆指内证，惟太阳提纲为寒邪伤表立；五经提纲皆指热证，惟太阴提纲为寒邪伤里立。然太阳中暑发热而亦恶寒，太阴伤热亦腹痛而吐利，俱不离太阳主外、太阴主内之定法。而六经分症，皆兼伤寒杂病也明矣。

笺 六经以部位言，则三阳主外，三阴主内。以属性言，则三阳为阳，多出现表热实证，三阴为阴，多出现里虚寒证。然各经又各具有一定特征，故太阳表证有恶寒发热，里证有烦渴、小便不利，发汗利水，为治太阳两大法门。阳明证为胃家实，而清凉攻下，是治阳明经病与腑病正治。少阳证有口苦、咽干、目眩，脉多弦数，柴芩并用，正取其升降协调，苦宜和解。太阴位居中宫，职司运化，证有腹满时痛吐利，治法宜温中。少阴为水火两藏，或寒水肆逆而君火衰微，证有但欲寐、恶寒、厥冷、踡卧、下利，脉则微细，是为从阴化寒，治宜姜附辈以扶阳抑阴；或心火太亢而真阴受灼，证有心中烦、不得眠，脉多细数，是为从阳化热，治宜黄连阿胶、猪肤汤之属，以育阴清热。厥阴属阴之尽，证多寒热错杂，治法多采用寒热并用之方。以病变言，则无论伤寒杂病，苟涉及其经，多出现某经病。今柯氏所述，尚欠熨帖细致，故词费而意不达。

因太阳主表，其提纲为外感立法，故叔和将仲景之合论全属伤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书不独为伤寒设，所以太阳篇中，先将诸病线索，逐件提清，比他经更详也。其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是伤寒另有提纲矣，此不特为太阳伤寒之提纲，即六经伤寒总纲，亦不外是。观仲景独于太阳篇，别其名曰伤寒，曰中风，曰中暑，曰温病，曰湿痹，而他经不复分者，则一隅之举，可以寻其一贯之理也。

笺正六经大法，原赅内外邪正等各方面以为治，故六经之邪，不可不分，如仲景以“脉浮，头项强痛恶寒”（宋本第1条）发热为太阳病提纲，以明太阳主卫外一层，外威之邪，必自表入，自必产生此共同证候。惟因淫气不同，其各个具体证状，又自有种种不同，故风则汗出，寒则无汗，温病则口渴，痉则项背强，口噤，湿痹则身烦疼。至于治法，总以辛解太阳为第一要着。然风寒宜辛温发散，温病宜辛凉解表，痉当滋养筋脉，湿宜宣利水湿，是又同而不同矣。偶尝思之，淫气之来，固由于时序之太过不及，气候至与不至，然大疫流行，无论老少强弱，仍有病与不病者，是又不尽关乎风寒暑湿之外因也。故仲景于标风寒温分证之目，而谓“名曰中风”，“名曰伤寒”，下语灵活，用意深远，以见六经不过为外因一种，疾病之形成，虽牵涉到多方面，而内因实有重要作用，《素问》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评热病论篇》）是也。于阳明则以“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宋本190条）。于少阳则谓“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宋本101条）。故于三阴，而不过于穿凿，作明显划分，殊足耐人寻味。今柯氏必谓“伤寒另有提纲，即六经伤寒总纲，亦不外是”，试以少阴虚寒证为例，有寒邪直中者，有阳证转属者，有表病误治而成者，证情纷纭复杂，岂可尽责在外因之寒？是其立论欲驳斥叔和，不知其说不但与大论相左，且与本篇六经分司诸病之说，又自相矛盾，兹特表而出之。

其他结胸、藏结、阳结、阴结、瘀热发黄、热入血

室、谵语如狂等症，或因伤寒，或非伤寒，纷纭杂沓之中，正可以思伤寒杂病合论之旨矣。

笺 伤寒以外多杂病，而杂病又往往出现于伤寒病中。试以蓄血证为例，有太阳随经瘀热入里而致者；有本有蓄血，因病伤寒而与阳明燥热相合者。故主治从太阳阳明，不离六经之范围；又用桃仁虻蛭瞿麦逐宿瘀，是病本蓄血，又自有其特殊方面。至或先表后里，或里急治里，审情度势，正柯氏所谓伤寒杂病宜合参之旨。

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名多端，不可以数计，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而合参之。正以合中见泾渭之清浊，此扼要法也。

笺 此数句将以上数段主要用意，轻轻用笔一束，颇资醒目，亦是本篇精义所在，值得研究。

叔和不知此旨，谓痉湿暍三种，宜应别论。则中风温病何得与之合论耶？以三症为伤寒所致，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则中风非伤寒所致，温病与伤寒不相似者，何不为之另列耶？霍乱是肝邪为患，阴阳易、瘥后劳复，皆伤筋动血所致，成当属于厥阴，何得另立篇目？叔和分太阳三证于前，分厥阴诸证于后，开后人分门别类证之端。岂知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

笺正 柯氏谓伤寒杂病宜互参，及百病兼赅于六经之脱，用意极是，但道理尚未讲清。其驳斥叔和处，柯氏之言亦难尽当。其实叔和所说，亦不得谓其全无致。"三症（痉湿喝）为伤寒所致，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盖谓三证初起在表，与太阳伤寒相类，故应列于太阳；实则从病变及治法上讲，又各有其特殊方面，故云"宜应别论"，特其语焉不详，未申其义耳。霍乱发而猝暴急剧，阴阳易由人事不臧，瘥后劳复，病变多端，分门另述，不为大错。必以"伤筋动血"四字，轻轻将其移入厥阴，试问霍乱有转筋，阴阳易有少腹拘急，从经络脏腑部位所属说，勉强可通；若瘥后劳复，栀豉、柴胡之方，脉浮汗解、脉沉下解之治法，岂可谓其属厥阴病耶？

乃叔和以私意紊乱仲景之原集，于劳复后重集可发汗不可发汗诸篇，如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不知如何名反？岂濡弱微涩等脉有定位乎？此类姑不悉辨。其云大法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设未值其时，当汗不汗，当下不下，必待其时耶？而且利水、清火、温补、和解等法，概不言及，所以今人称作仲景只有汗吐下三法，实由于此。

笺正

按弱反在关以下四句，两见于不可汗及不可下篇，说明证属阴阳气血衰损，脉则三部不充实有力，故于汗下当禁。古人于造句上不甚研究，致有此诘难通之文法，不可以词害意。其云"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究其义约有二端：一则春夏阳气主升达，秋冬阳气主沉敛，人身阳气与自然界气候息息相关，苟一染热病，即须对外界环境作缜密考察，治病不可执一而不问其余，此其一；其次，古人著书，多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有取类比象之喻。证之在表在上者，象...春夏而法贵升达，证之在里在下者，象秋冬而治宜沉降。故“大法”二字最宜着眼，不可以必待其时而非难叔和。至谓除汗吐下外，其他诸法概不言及，不知可汗可吐下之反面，乃是不可汗不可下，言外之意，自有温朴和解诸法在。以此驳之，未免太过。

夫四时者，众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异，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自有此大法之谬，后人因有随时用药之迂论。论麻黄桂枝汤者，谓宜于冬月严寒，而三时禁用。论白虎汤者，谓宜于夏，而大禁秋分后与立夏之前。夫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寒热温凉之逆用，为平人饮食调理之常耳。仲景因症立方，岂随时定剂哉。

笺

因证立方，用药治病，所谓有是病即用是药，岂可贻误病机而当用不用。宋元以后医书，多有随时用药之腐谈，得柯说而匡正之，亦一快事也。然而时令之寒热，与用药之舍取，又不得谓其全无关联。如暑月感寒，古有禁用麻黄代以香薷之说，以夏暑汗出过多，肌腠较疎，虽有表证，只宜轻清宣泄，不宜发汗太过，其理甚正。若一概认为如此，则未免迂拘不通，难以置信。

当知仲景治法，悉本内经。按岐伯曰：调治之方，必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外者外治，内者内治；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

外不相及，则治主病。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此大法也。

笺 此数句见《素问至真要大论》，其论治极精审，而为历代医家所宗。世传《素问》运气七篇（《天元纪大论》至《至真要大论》）为启玄子伪纂。其文字、义理各方面，从王氏《次注》中语气校之，似不足信。

仲景祖述靡遗，宪章昭著。本论所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者，是阴阳之别也。阳病制白虎承气以存阴，阴病制附子吴萸以扶阳，外者用麻桂以治表，内者用硝黄以治里。其于表虚里实，表热里寒，发表和表，攻里救里，病有浅深，治有次第，方有轻重，是定其中外，各守其乡也。太阳阳明并病，小发汗，太阳阳明合病，用麻黄汤，是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也。阳明病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用栀豉汤，是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也。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调胃承气，先调其内也。表未解而心下痞者，从外之内而盛于内，当先解表，乃可攻痞，是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也。中外不相及，是病在半表半里，大小柴胡汤治主病也。此即所谓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用白虎、栀豉、小承气之类。盛者夺之，则用大承气、陷胸、抵当之类矣。所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则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之谓也。若分四时以拘法，限三法以治病，遇病之变迁，则束手待毙矣。

笺

上节为《素问》论治病大法之准则，本节为仲景本医经准则之具体运用。一经作者剖析，其义愈明。末数句对前节“随四时用药，限三法治病”之谬，找足证据，直揭其底，是文法谨严处。

且汗下吐之法亦出于岐伯，而利水清火调补等法悉具焉。其曰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在皮者汗而发之，实者散而泻之，此汗家三法。中满者泻之于内，血实者宜决之，是下之二法。高者因而越之，谓吐。下之引而竭之，谓利小便。慓悍者按而收之，是清火法。气虚宜掣引之，是调补法也。

笺正

此节所引经文，原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渍形为汗数句，说明治病除液外，实已包括有针刺、火熏、按摩、导引诸方法。借经旨以阐发大论，自无不可，究不当断章取义，与事实相背。兹撮取该篇有关方治者疏证如次，或有裨于仲景撰用之旨。太阳表证“刺风池、风府”（宋本24条），以疏泄经邪，是“病之始起，可刺而已”。“时发热自汗出”，用“先其时发汗”法（宋本54条），是“其盛可待衰而已”，亦犹《内经》所谓“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素问·热论》）。麻桂解表，质薄气辛，义取“轻而扬之”。硝黄入里，味厚气寒，则是“重而减之”。血虚用新加汤以和血益营，卫虚用桂枝加附子汤以实表和卫，“衰而彰之”也。“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如姜附四逆辈之用于回阳救逆。“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如阿胶猪肤之滋阴补液。“高者因而越之”，如瓜蒂散。“下者引而竭之”，如五苓散。“邪在皮毛，汗而发之”，统太阳诸发汗方而言。“实者散而泻之”，如大青龙。“中满者泻之于内”，结胸之

陷胸汤丸，燥实用三承气汤，皆其义也。

夫邪在皮毛，犹未伤形，故仲景制麻黄汤急汗以发表；邪入肌肉，是已伤其形，故用桂枝汤啜稀热粥以解肌，是渍形以为汗。若邪正交争，内外皆实，寒热互呈，故制大青龙，于麻桂中加石膏以泻火，是散以泻之也。吐剂有栀豉、瓜蒂，分胸中虚实之相殊。下剂有大小承气、调胃、抵当，分气血浅深之不同。利水有猪苓、真武寒热之悬绝。清火有石膏、芩、连辈轻重之差等。阳气虚，加人参于附子、吴萸中以引阳。阴气虚，加人参于白虎、泻心中以引阴。诸法井然，质之岐伯，纤毫不爽，先圣后圣，共揆一也。

笺正 太阳风寒二证，以性质言，则风属阳，寒属阴；风性轻扬，寒性重滞，故中风则汗出脉缓，伤寒则无汗脉紧。以虚实言，中风肌腠疏汗出为表虚，伤寒毛窍闭无汗为表实。以轻重言，则中风证较轻，故用桂枝汤和营卫解肌取微汗；伤寒证较重，故制麻黄汤，麻桂并用，迅开皮毛，急表以发汗。二者总关太阳之表，营卫俱病，因原因有别，故同而又不同。今柯氏以“邪在皮毛，犹未伤形”为麻黄汤证，“邪入肌肉，已伤其形”为桂枝汤证，是风寒只在皮毛肌肉上分，而认桂枝证重麻黄证轻矣，是与事实不符。其谓“吐剂有瓜蒂、栀豉，分胸中虚实之相殊”，考吐剂之用，病位固在心胸，然必有停痰宿食等有形实邪，纠结不解者，始可一试；若胸中无实邪，或虽有寒饮而不关乎实热，皆不可浪投。仲景成说，可法可师。栀豉主证有心烦懊𢙐，大都由伤寒汗下后余热内留，或阳明里热偏在心胸所致。栀子质禀轻浮，故能上入心胸而内清烦热；性属苦寒，故能使热势屈曲下行而利小便，虽有香豉之宣达，终不减其苦寒下夺之性。且呕者配以生姜，少气协以甘草，岂可以服后有时偶尔致吐，而目为吐剂。当宗张志聪说，方后“得吐者止后服”数字，为误入正文无疑。

愚更有议焉，仲景言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是脉与证，亦未尝两分也。夫因病而平脉，则平脉即在辨证中。病有阴阳，脉合阴阳。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是病之阴阳也，当列全论之首。大、浮、动、滑、数名阳，沉、涩、弱、弦、微名阴，是脉之阴阳也，此条当为之继。叔和既云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是知叔和另立脉法，从此搜采耳。试观太阳篇云：脉浮者，病在表。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脉浮数者，法当汗出愈。诸条脉法，不入辨脉平脉篇，是叔和搜采未尽，犹遗仲景旧格也。

笺 疾病之形成，不离邪正、阴阳之关系。“发于阳”“发于阴”二句（宋本第7条），是论病之阴阳。能明其大旨，则于病邪之微甚，正气之虚实，病位之表里上下，证候之寒热阴阳，无不了如指掌；而于六经分证，合病并病，亦不致漫无所归。钱柯各注，列此条为大论全篇之首，不为无见。证既有阴阳，脉亦有阴阳，“脉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见《伤寒论·辨脉法》），柯氏以此当为前条之继。脉证合参，以之辨证，则目标有自，以之论治，则微毫不遗。从此二句以求脉理，既简明，又扼要，较之后世论脉，千头万绪，自能得其大体。但证候既千变万化，脉象亦错综复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须注意同一方面，又须注意各个特殊方面，则前人

二十八脉之说，是又不能一概抹杀，能通乎此，则近道矣。

由此推之，知寸口脉浮为在表，及寸口脉浮而紧，脉浮而数诸条，皆从此等处采出。脉有阴结阳结条，未始不在阳明中风、中寒之间。洒淅恶寒而发热者，未始不在少阳寒热往来之部。脉阴阳俱紧者，未必非少阴之文。阴阳相搏条，未必不在伤寒脉结代之际。设仲景另集脉法，或有上下之分，谅无辨平之别矣。名平名辨，皆叔和搜采之说，仲景所云各承家技者是也。

笺正

辨脉平脉二篇，或传为大论旧文，或谓为叔和所纂，千载之下，不能起古人而质之，自难成为定论。惟考二篇内容，以脉合证，确有可补六经之不及，间有晦涩难解处。盖书之是否，必以理而衡其代价，不必以是者为张仲景，非者为王叔和，聚讼纷纭，殊属无谓。柯氏所引诸脉诸条，均在《辨脉法》中，窥其意，脉法即在六经病中，而不能跳出六经圈外，持此一说，是真能识其大体。惟谓“脉阴阳俱紧，未必非少阴之文”，愚则以为未恰。盖仲景述脉，有脉同而病异者，亦有脉异而病同者。如太阳伤寒脉阴阳俱紧（宋本第3条），少阴亦如是（宋本283条）。但太阳则表闭无汗，少阴则亡阳汗出，是脉同而病异也。又如少阴主脉为脉微细（宋本281条）；其间有脉阴阳俱紧者，以营卫懈，腠理疏，寒邪侵之，得以长驰而入，由表及里。但一重在正虚阳微，一偏于邪甚阴盛，其主证下利、厥逆、恶寒、踡卧等证悉同，故当属之少阴，所谓脉异而病同也，岂可以脉反常而疑之。又按：本节“上下”二字，或系根据《素问·示从容论》“诵脉经上下篇”之句而来，而有揆度阴阳之义欤。

世徒知序例为叔和之文，而不知仲景之书，皆系叔和改修，独为伤寒立论，十六卷中，不知遗弃几何，而六经经文夹杂者亦不少，岂犹然仲景旧集哉。如疑余见之谬，请序例所引《内经》，莫不增句易字，彼尚敢改岐伯之经，况乎仲景之论耶。欲识真仲景书，逐条察其笔法，知考工记自不合于周官，褚先生大不侔于太史矣。世皆以《金匮要略》为仲景杂病论，则有若之似圣人，惟曾子为不可强乎。

笺

中医古本书籍，为后人改头换面、增句易字者确多。不知医为性命之学，一字之差，关系甚大，万不可随便改窜。即有征引，亦须详加校勘，注明出处，以待后学查核。柯氏此段虽为叔和而发，然此已为从古通弊，又不止叔和一人已也。

正

《金匮》一书，据宋臣高保衡、孙奇等校定，谓“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蠢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金匮玉函要略方》序）。是古时伤寒杂病，合为一书，后因有《伤寒论》原本通行，遂析而为二，将杂病部分，而更名《金匮要略》欤。原书历代久远，似多残缺不全，然其文大抵足与大论相发。柯氏谓非仲景书，意以杂病不离六经，其文即在大论之中，是重《伤寒论》而薄《金匮》。不知二者既有共同方面，又各有特殊方面。所谓共同者，谓凡百疾病，以六经为纲，以邪正阴阳等辨其证，以汗吐下和等论其治；所谓特殊者，则伤寒杂病，毕竟各具有不同之特征，而有各个不同之具体治法，若必执其一而废其一，无乃不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