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唐容川《浅注补正》二

其身凉爽者，为中风也。若身反灼热者，名曰风温。若察风温为病之别，因其阳散过重，脉阴尺阳寸俱浮，因毛孔开泄遂自汗出。因阳气上飘，下虚上实，摇动欲倒，而身重，精昏神暗，昏昧不醒，而多眠睡。火气上冲，肺阴干枯，鼻为肺窍，故鼻息必鼾。火邪上炼，舌必干硬，而语言难出。虽现此等之火证，亦不可用本《论》之下法。若被其误下者，伤其下部之津液，则小便枯涩不利，伤其肾阴，阳更无藏，神无精培，目珠失于圆转，则直视，肾无约束之力，则小便不觉，而失溲；若被《论》中汗法、灸法、烧针，一切之火者，有微甚之不同，犯之微轻者，胃气被攻，现于皮肤，必发黄色，如犯之太剧，则火动神摇。如惊痫，火动风生，时作瘛疭，即抽搐也。其皮不止发黄，若火熏之，其状黄中兼黑，枯槁之色也。温病风温，误治竟能如是，真可畏也。故特提出分析论之，万不可用《论》中之法。如用一法，为一逆，逆之未甚，尚可多引日期，其死犹迟，如再逆之，非为治病时直催促其命期。《论》中之法，非温病所宜，恐后学不知，故辨之。若遇温病必另立方法，庶乎其不差矣。

此节特提出温病于《论》外，诸家多以为温病之提纲，谬矣。

唐氏《补正》曰：后世温热各书，皆谓仲景只论伤寒，不论温热，不知仲景开章，先以风、寒、温三者为提纲。冬日之邪不过一风一寒耳，仲圣著论，以伤寒为主，以风陪衬之，故有中风之提纲，况冬日之风，又非邪风之通病也。若以此节为温病之提纲，则大误矣。而以下分经用药，只言某经某证，当用某药，而并不辨为风、为寒、为温。此真强词夺理，观太阳篇言：中风者十余节，其余或言太阳病，误吐、误下，或以太阳病之见证，而辨其为某经者，并无一字提及温热之病者，何得平列为三大纲领。且温病不但与伤寒中风大异，即与热病，亦有不同，故提出于论外，以待后之学者，另立方法。观唐氏之言，既不明温病之理，而热病更无论矣。盖仲景已将三者为提纲，而三者变见诸证，诬蔑仲圣多矣。不知何节是辨温病，误甚，但归某经见某证，即用某药。太阳篇，只有白虎汤，为清热滋阴之药剂，后人以为治温病之主方，非也。如葛根黄芩黄连汤，只为下后热陷而设，更非温病之方。又如栀子豉汤，亦只为少阴火郁而设也。其余再无凉爽之方，若以此等方，为温病之主治，岂非牵强乎！虽三者来历不同，而归经则一。谁谓仲景六篇，无温热证哉？风寒归经，与温热经病，自然大异，观此归经则一一语，不但不明伤寒中风，更不明温热之病矣。至于疫瘴，从口鼻入，治法自有小异，然其见各经之证，仍当按经治之。人身六经之气，即天之六气也，如某经感某气，是二气之性合，引动某经之为病，固可按经治之。若疫瘴为恶邪，乃损害经气者也。治法只宜按邪而解之，其经气自复，彼以相合而致病，此以相害而致病，若同按经气治之，岂非谬乎？观近代《瘟疫论》，《瘟疫论》专就南方湿立气言，纯用辛温之品治之，杀人无算，不堪言状，何尝出仲景范围哉。吾见《瘟疫论》，毒如蝮蛇，而竟谓不出仲景范围，岂不诬仲圣之言乎！甚矣。六经立法，诚万病之隐括也。为十二经气化万病之隐括，独疫病不在内也。今人读仲景此段，多视为借宾定主之文。谓仲景此段抛去温病，以后方乃单论伤寒，不知仲景此段，与上文伤寒、中风为三大纲领，读者当会其意也。吾不但读《伤寒论》，而且注之，会其意亦以抛去温病为是，谓为三大纲者，误矣。吾乡孝廉，林华亭曰：瘟疫自吴又可后，叠出专书，谓与伤寒不同。以伤寒从皮毛入，谓另立专书似亦，但伤寒之理，并非寒邪深入，乃寒气犯动身中之气化，而为病也。若云：从皮毛入者，是又不明伤寒之理矣，唐氏引之，非误而何温疫从口鼻而入。瘟疫从口鼻而入，似乎近理，以其有实在之邪，故不从六经治法。今必将温疫一门，纳入《伤寒论》中，与今日各书不合，不如删去此条，以免滋议。余以其说近理，便拟删削，嗣经邓云航，阅至此条，大声疾呼曰：吾素疑仲景《伤寒论》，已将温疫赅括。屡将瘟疫二字连呼，可知不明瘟病、疫病，各自不同也。此处提出温病，与风寒鼎峙而三，细玩文法，并非阅文，实则三大纲也。其后乃立麻黄汤，为治寒专方。桂枝汤为治风专方。麻杏石膏汤，为治风温之专方。中风之风者，则发热汗出，既不可用麻黄，如风温必更甚于中风之风，而独可用麻黄乎？杀人多矣。而且麻黄汤、桂枝汤或以原方用者，至数十余节，何独麻黄杏仁石膏汤，用者只是二节，盖仲圣云，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石膏汤。又云：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论》中用者，只是汗下后二节，如谓专方，而不专用者，何也。且至身无大热，与风温阴阳俱浮，身反灼热者，有水炭质不同，其言尤属支离。其余变现诸证，不分来路，只论见证，凭证用药，直切了当，而风、寒、温无不赅举矣。按证用药，固不待言，特以风寒温括之，何不思之甚也。其后数言，或穿凿，或杜撰均属不经。如云某汤，即某汤之意。或某丸散，即某汤之意，无理极矣。更不必辨第，恐以伪乱真，贻误后学，草菅人命，关系非轻，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容川知之，当亦谅我。阴阳之理，有总言之者，有分言之者。分言之者，各处有各处之阴阳。总言之者，总阴阳大象而言之也。大象不过水火。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手太阳丙火，足太阳壬水，一水一火合化，统名之而为太阳。今言太阳不必言他经之阴阳，但言太阳之阴阳而已。病有发热恶寒者，乃手太阳性情发动，故言发于太阳之阳火也；无热恶寒者，乃足太阳性情发动，故言发于太阳之阴水也。洪范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水火性情，动罢本数，无所再动。故发于阳者，七日数尽而自愈，发于阴者，六日数尽而自愈，恐人不明，复指水火之数二高之，以阳数七为尽，以阴数六为尽，故尽其数必自愈也。

此节特申明太阳为水火合化，而其所发之病，自有水火之不同也。

按：阴阳皆不得有数，惟于水火则有数，此以水火之数，定太阳之阴阳也。诸家多以发于阳者，为中风；发于阴者，为伤寒。又有谓发于阳者，是发于卫；发于阴者，是发于营。不知风寒为外邪，不得有数。营卫是总言经中气血。

血，更不得有数。一切妄诸，皆不可从。即如《浅注》所云：太阳底面，即是少阴。治太阳之病，即宜豫顾少阴，二经标本，寒热不同。医者必先了然于心，然后丝丝入扣。《内经》云：“太阳之上，寒气主之。以寒为本，以热为标也。”又云：“少阴之上，君火主之，以寒为标也。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太阳之标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少阴之标阴也。”此注确非正解，盖伤寒中风之理，始发皆在太阳头层，若谓发于底面少阴，即属臆见。且此论并不关系标本之说。陈氏强以标本解之，岂非蛇足，贻误后学，诚非浅鲜，可不辨之。

上文言行经，而行经者何？太阳病，头痛等症至七日自愈，或已上自愈者，以病发于太阳之阴，寒水性动之故，以行其本经六日数尽故自愈也；若经尽不愈，欲作再传他经者，足者传足，必传与足阳明，当针足阳明离兑、承泣二穴，使经不传则愈。《论》中所言者，皆以足经而推手经，谓七日以上者，乃蕴意发于阳者，愈七数之理，独提出针足之故，何也？恐人误针手经也。观者以足劲可推手经。若发于阳者，愈在七日，七日不愈，如再传他经者，必针手阳明商阳、迎香二穴则愈。

此节言经气直传者，必待太阳行尽，方传阳明也。

按：阴阳生化，六七日水火之数已成，造化亦尽，故《易》云：七日来复，医者当知来复之理。并非按定某一日，为之生，某一日，为之成。乃日日有生，日日有成。一时不能无成，乃无时不亏，无时不复之理。故无论何时中风伤寒，皆以一日为始，皆以七日为终。如风寒从经穴而入者，必顺经直行，按度数发动，其力量日展一日，不出本经，此为行经。至七日展尽生成之力，而自罢。于是正复邪退，汗出则愈。如不愈，则阳明之性，相继而动，此为直行之传经。直行者，必至八日而传阳明。若不以经穴而传，一日，周身太阳之气全动，力量全展，其传者，必在二日。此为传经，六经皆有行有传，举太阳为例。

夫人经气之理，以应十二支之阴阳，故人气必合天道。太阳病，是太阳性情犯动，欲解时，是力量展尽，而虚乏，生机来复，重行新令，而病解，故必从巳至未上。巳午为阳气正盛，太阳得令之时，正气来复也。盖辰、戌、丑、未为四大枢机，阳转阴，阴转阳，皆从其枢，故从巳至未，以得真机，则病汗出而愈。

此节申明天人同化，病气之转机，必应天时之理也。

按：经气性动无制，或死或愈，或加重，皆在得气之时，所以然者，经气变动，即是邪气。邪气正旺之时，得气相助，则必加重，至六七日数尽，邪力亦尽。如得真气以助之，则正气复，邪气必退，故汗出而愈。否则脏腑之气不通，正气不复，即死也。

以上系总言中风伤寒。若单论中风，另有一理，表解阴气未复，虽愈而不爽快，不但中风为然，皆一切感冒属于风者，皆然，均系风伤表阴，毛孔不闭，故不言中风，而统言风家表解，而毛孔欲开，卫阴虚少，所闭不能坚固，如有不了了之状者，乃七日表解于巳午，至七目数至十二日，乃又六日，六为水成之数，太阳寒水生成，表得阴气，则能敛固，固则清爽而愈。

此节承上文而言，解后虽不了了，听其自然愈，不必治也。

以上将太阳将病，已病，欲解解后，层层铺妥，再统言六经之大象，故不言太阳病，而统言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总括万病，不可指某经之表，故统言热在皮肤，不指某经之表，亦不可指某经之里，故统言寒在至里之骨髓也；如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是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此节统论万病之寒热，而伤寒中风其首著也。

以上太阳病，大意详明，再言救治之法。太阳初病中风，风性主开，丙火性动，而寒水之气莫敌，其脉阳寸浮，而阴尺弱。阴弱者，阴不敌阳，闭不敌开也。阳浮者，其热自然外发。阴弱者，不能敛闭，而汗自然外出。二太阳初病，未至分化，足太阳犹有相争之意。涩涩恶寒，丙火争胜，开散之状，而淅淅恶风，难开难合之状，而翕翕发热，阳邪上壅，而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此病本因风毛孔，营阳外散，散则虚少，取桂枝为君，生于东南异地，异为风，风者木之气也。桂既感其德化而生，其皮色近稍愈赤，亦应金令之后，愈能疏散也。然惟恐性散过浮，必用芍药以臣之。芍药苗一岁一枯，具有存根下蛰之性，得春气最早，冬季即萌芽于土中，以应水木生之化机，使冬春之气紧相接也。无论赤芍、白芍，其芽皆应少阳初生之红色，可知其专入血分也。其芽一萌，其花茎即绽，花为草木中阳神之上化者，木气将生，阳即随之。实则阴中胎阳，由坎府而东转也。花开于季春孟夏，过应木生火之象，是又以无形之气化而达于血分也。其株紧聚不散，敛性也。其根入土最深，降性也。至其味苦气酸，苦能泄肝胆之火。酸能收血分之气。上敛肝阳，下接肾阳，无论赤白，功用相同。不过赤者形松，偏入营血。白者体实，偏入肝胆耳。故用之以外敛营阳，内降肝阴也。又必佐之以大枣者，以其黏腻赤色，类似血肉，推其化机，乃感金火二气所生。火性发育，金性敛缩，故其枝一节而一曲。火之形尖，金之形刚，故一曲生一硬刺。火炎上，金随之，故其枝近稍愈曲而愈赤。其叶光明，金之形也。起色淡绿，金木二色合化之象也。其芽不经夏火不发，以其金之长生在巳，性质顽固，必以火革之，乃有变化之能，其味极甘，内含酸苦辛咸四味，以煮枣之水尝之。可验其苦，煮枣晒干，皮起白碱，可验其咸。嚼枣以鼻吸之，可验其辛。食枣过多，其牙觉酸，可验其酸。五味皆全，应乎土德，而包含木火金水也。故必先入脾而肝而心，补血交肺而外合。虽属阳性，而升散之津液，亦金水之阴气也。故以生姜之辛通助卫阳，以生姜之汁液，益卫阴。卫阳通则表邪除，卫阴和则营气治。至其沉重色黄，又能在内散逆以和胃也。又取甘草为佐色，黄色味甘，得土德之纯。水火非土不交，金木非土不和，药力非土不运，所以用之。作为中枢，使内外气化调和，则病愈矣。按仲圣处方，纯以气化之理为标准，后贤不识，遂至论义药性，多有误

会。至于芍药之品，后世有谓赤芍破血、白芍补血者，何其谬也。又有以酒炙者，不知酒性升散，去其酸敛苦寒之能，即无用矣。陈修园谓味苦不酸，竟不识一经水湿，其酸气扑鼻，彼始未尝试验之误耳。此节特以脉，而辨桂枝之证也。按：仲圣作法，皆先借宾定主。桂枝汤之证，治发热，汗出，不恶寒。此先以恶寒，仍用桂枝者言之。后节再言桂枝汤之本病，以其风初中时，而太阳之气分争，始有涩涩恶寒者。或冬日之风，有少兼其寒者。虽桂枝之证，初亦恶寒，而中风不以恶寒为据，但以脉阳浮阴弱，发热汗出者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