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洄溪《难经经释》序

《难经》，非经也。以《灵》《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设为问答之语，俾畅厥义也。古人书篇，名义非可苟称。难者辨论之谓，天下岂有以“难”名为经者？故知《难经》非经也。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而《内经》之学，至汉而分。仓公氏以诊胜，仲景氏以方胜，华佗氏以针灸杂法胜，虽皆不离乎《内经》，而师承各别。逮晋唐以后，则支流愈分，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则去圣远矣。唯《难经》则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圣学之传，唯此为得其宗。然窃有疑焉，其说有即以经文为释者，有悖经文而为释者，有颠倒经文以为释者。夫苟如他书之别有师承，则人自立说，源流莫考，即使与古圣之说大悖，亦无从而证其是非。若即本《内经》之文以释《内经》，则《内经》具在也。以经证经，而是非显然矣。然此书之垂，已两千余年，注者不下数十家，皆不敢有异议。其间有大可疑者，且多曲为解释，并他书之是者反疑之，则岂前人皆无识乎？殆非也！盖经学之不讲久矣，唯知溯流以寻源，源不得，则中道而止，未尝从源以及流也。故以《难经》视《难经》，则《难经》自无可议；以《内经》之义疏视《难经》，则《难经》正多疵也。余始也盖尝崇信而佩习之，习之久而渐疑其或非，更习之久而信己之必是，非信己也，信乎《难经》之必不可违乎《内经》也。于是本发难之情，先为申述《内经》本意，索其条理，随文诠释，既乃别其异同，辨其是否。其间有殊法异议，其说不本于《内经》，而与《内经》相发明者，则此别有师承，又不得执《内经》而议其可否。唯夫遵《内经》之训而诠解未洽者，则摘而证之于《经》，非以《难经》为可訾也。正所以彰《难经》于天下后世，使知《难经》之为《内经》羽翼，其渊源如是也，因名之为《经释》。《难经》所以释经，今复以经释经，以《难》释经而经明，以经释《难》而《难》明，此则所谓医之道也，而非术也。其曰秦越人著者，始见于《新唐书·艺文志》，盖不可定，然实两汉以前书云。

雍正五年三月既望松陵徐大椿叙

【笺正】

《八十一难》之书，盖在先秦之世，明医诸子，随举所见，各言尔志，犹之后世笔记之类，未必是一完备之书，亦未必出一人之手。所说理法，固有即本之《素》《灵》者，亦有显然与《素》《灵》异帜者。此在战国秦汉间，学识繁多，思致名别，此必自有所受之。未尝以《内经》一书，定为模范，所以特有发明之处，间亦可补《素》《灵》之未备。洄溪老人谓设为问答，俾畅厥义，其说甚是。然又谓是辨论之作，不可为经，则《隋志》固曰《黄帝八十一难》二卷，不称为经，而后人以其义多精蕴，足为医家准绳，尊之曰经，亦胡不可。徐老必曰悉本《内经》，敷畅其义，岂是古人著书之真旨？洄溪意中，未免重视《素》《灵》太过。几如医学之中，只有《内经》一种，已集大成，而必不能于是书以外，更申一说者，犹是眼界未旷之理想。且竟谓其非如他书之别有师承，岂不武断太过。唯其所注，以经证经，取经甚近，抑亦振笔直书，独抒所见，最为畅达，以视向来各注家，随文敷衍，毫无生气者，大有上下床之别。是以颐辑此编，虽曰汇集古注，而所录诸家，自滑仁《本义》外，亦唯洄溪之说为独多。盖各注家固唯以此二氏为最优，若其不甚切理餍心者，则亦不敢勉强附会，必为之详加辨正，而畅发其一得之见。且徐氏固亦明言有殊法异议，其说不本于《内经》，而与《内经》相发明者，此则别有师承，不得执《内经》而议其可否云云。颐谓：如诊脉之独取寸口，及昌言心主三焦之有名无形，皆其独到之处，本非借迳《素》《灵》，以注疏体例，依草附木，人云亦云者可比。奈何徐老必以《难经》为《内经》羽翼，且谓信夫《难经》，必不可违乎《内经》，总嫌拘泥于“尊经”二字。欲以《内》《难》二书，有意轩轻，似非持平之论。寿颐以为持论纵各有不同，唯医学为人生必不可少之事，但求切合于生理、病理，而能施之于临床实验者，即与《内经》所言显相背谬，亦何往而不可？乃洄溪竟以《内经》文义疏视《难经》，则胶柱之见耳。唯又谓秦越人著，盖不可定，实为汉以前书，最是确论，与夫俗子之固执不通者，相去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