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论篇卷首

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

后汉张仲景著《卒病伤寒论》十六卷，当世兆民，赖以生全。传之后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晋代不过两朝相隔，其《卒病论》六卷已不可复睹。即《伤寒论》十卷，想亦劫火之余，仅得之读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后差错。赖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为校正。太医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编集成书，共二十二篇。后人德之，称为仲景之徒。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圣，祇令学者童而习之，白首不得其解。虽有英贤辈出，卒莫能舍叔和疆畛，追溯仲景渊源。于是偶窥一斑者，各鸣一得。如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祇和、王实之流，非不互有阐发，然不过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见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传仲景《伤寒论》，乃宋秘阁臣林亿所校正，宋人成无己所诠注之书也。林亿不辨朱紫菽粟，谓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皆不及也。又传称成无己注《伤寒论》十卷，深得长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二家，过于尊信叔和，往往先传后经，将叔和纬翼仲景之辞，且混编为仲景之书，况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驯，反首列之，以错乱圣言，则其所为校正，所为诠注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间，程德斋作《伤寒钤法》，尤多不经。国朝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窃疑之。谓仲景书甚平易明白，本无深僻，但王叔和杂以己意，遂使客反胜主，而仲景所以创法之意沦晦不明，今欲以伤寒例居前，六经病次之，类伤寒病又次之，至若杂病、杂脉、杂论与伤寒无预者，皆略去，计得二百八十三条，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虽有深心，漫无卓识，亦何足取？万历间，方有执著《伤寒条辨》，始先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然，未免失之过激，不若爱礼存羊，取而驳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于太阳三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此外不达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千有余年，若明若昧之书，欲取而尚论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振举其大纲，然后详明其节目，始为至当不易之规。诚以冬春夏秋，时之四序也。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纲也。举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其冬伤于寒一门，仲景立法，独详于春、夏、秋三时者，盖以春、夏、秋时令虽有不同，其受外感则一，自可取治伤寒之法，错综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学者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可见引伸触类，治百病有余能，况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伤温、伤热，明以冬月伤寒为大纲矣。至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向也，大纲混于节目之中，无可寻绎，只觉其书之残缺难读。今大纲既定，然后详求其节目，始知仲景书中，矩则森森。毋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点点出，读之而心开识朗，不复为从前之师说所籥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弥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计哉！

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叔和编次之失

尝观王叔和汇集扁鹊、仲景、华元化先哲脉法为一书，名曰《脉经》。其于仲景《伤寒论》尤加探讨。宜乎显微毕贯，曲畅创制制方之本旨，以启后人之信从可也。乃于汇脉之中，间一汇证，不该不贯，犹曰汇书之常也。至于编述《伤寒》全书，苟简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则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赘辞；其后《可与不可》诸篇，独遗精髓；《平脉》一篇，妄入己见。总之，碎剪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无由复睹黼黻之华。泥于编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语，明是贾人居奇之术，致令黄岐一脉，斩绝无遗。悠悠忽忽，沿习至今，所谓千古疑城，莫此难破。兹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阳经中，证绪分头，后学已难入手，乃更插入温病、合病、并病、少阳病、过经不解病，坐令读者茫然。譬如五谷，虽为食宝，设不各为区别，一概混种混收，鲜不贻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阳明经中，漫次仲景偶举问答一端，隶于篇首，纲领倒置，先后差错，且无扼要。至于春温夏热之证，当另立大纲，颛自名篇者，乃懵然不识。此等大关一差，则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之旨尽晦。至后人误以冬月之方施于春夏，而归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谁之过欤？至于霍乱病、阴阳易、差后劳复等证，不过条目中事耳。乃另立篇名，与六经并峙，又何轻所重，而重所轻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也哉！

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

王叔和于仲景书，不察大意，妄行编次补缀，尚存阙疑一线。观其篇首之辞，谓痉、湿虽同为太阳经病，以为宜应别论者，其一征也。观其篇中，谓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旨难得，故重集可与不可方治者，其一征也。观其篇末，补缀脉法，分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旧，下篇托仲景以传，犹未至于颠倒大乱者，其一征也。等其不露补缀之痕，反以“平脉”本名，易为“辨脉”，而阴行一字之颠倒，此吾所为讥其僭窃耳。若夫林亿之校正，成无己之诠注，则以脉法为第一卷矣。按仲景自叙云：平脉辨证，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则脉法洵当隶于篇首。但晋承汉统，仲景遗书未湮，叔和补缀之言不敢混入，姑附于后，不为无见。二家不察，竟移编篇首，此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讵能辨其孰为仲景，孰为叔和乎？然犹隐而难识也。其序例一篇，明系叔和所撰，何乃列于第二卷？岂以仲景之书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无弊，亦无先传后经之理。况其蔓引赘辞，横插异气，寸瑜尺瑕，何所见而崇信若是？致令后学画蛇添足，买椟还珠，煌煌圣言，千古无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长君逢君，无所逃矣。至其注释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视神髓为糟粕矣，更安望阐发精理乎！

驳正王叔和《序例》

王叔和《序例》传习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难掩众目。姑存原文，驳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击前贤，实不得已之思耳！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

引用《内经》，足见大意。然入一“毒”字，便开异端。

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

寒邪由肌肤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肤则有之。若膏粱辈，冬不藏精者，其寒邪且有藏于骨髓者矣。是未可以一端定也。

至春变为温病。

“变”字下得怪诞骇人。设谓春气既转为温，则病发不当名伤寒，当变其名为温病则正矣。

至夏变为暑病。

此一语尤为无据。盖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岂有冬月伏寒，春时不发，至夏始发之理乎？设谓夏气既转为热，外邪当变名为热病则正矣。

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此一语更添蛇足。设有冬时伏寒至春不发，其邪本轻可知，岂有反重于温之理乎？其误始于杨操。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

《内经》但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未尝言夏必病暑也。但言夏伤于暑，秋必痎疟，未尝牵引冬春也。其意欲谓春月之病始于冬，秋月之病始于夏耳。此等关头不彻，故以温热病并举，故谓暑重于温。

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未明伤寒，先明异气，借客形主，似无不可。但伤寒要领，全不挈出，通篇有客无主，殊不可耳。

大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九月霜降后，宜渐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节后，宜解也。所以谓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为雨水故也。至惊蛰二月节后，气渐和暖，向夏大热，至秋便凉。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

漫衍己意，明异气之轻重不同，于仲景之文无涉，况复所言纰缪。

证如后章，其意指篇后温疟、风温、温毒、温疫为言，此无识之最者也。然后来诸家，偏奉之为祖，讵非得所托而传信耶？真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矣！详辨附序例后。

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

“于”字费解。到底说变为温病，直是波淫生心。

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

此正春温、夏暑、秋热三气主病之时，何乃全不序及，反重衍夏秋之异气，搅乱经常，岂以三时原无正气主病乎？抑仲景论中原有纲领可求乎？可见医事自晋代已失所宗，何况今日哉！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以阳气为暴寒所折，而分病热之轻重。前云暑病重于温，以此左见耳。叔和未尝序明温暑病也，兹云异气病与温暑病相似，但治有殊。然则温暑病将何似耶？将何治耶？疏漏多矣！

十五日得一气，于四时之中，一时有六气，四六名为二十四气也。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也。但天地动静，阴阳鼓击者，各正一气耳。是以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

漫衍《内经》，不见大意。

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

此复姤二卦之义，引入序例不切。

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

此分至之义。《内经》谓：“至则气同，分则气异。”何等明显！才换合离二字，便自骇观。

阴阳交易，人变病焉。

《内经》谓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何等圆活！才换“交易变病”等字便费解。此变温、变暑所自来乎！

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之刚柔也。

《内经》谓养阳以凉、以寒，养阴以温、以热，所以然者，从其根故也。妙义合为疏出。

小人触冒，必婴暴疹。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详而取之。

前云“寒毒藏于肌肤”，此云“不知留在何经而发何病”，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实为温疟、风温、温毒、温疫作开山祖师也，后人孰辨其为一场懵懂乎？

是以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

此伤于四时之正气而为病者。但《内经》先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乃至伤风、伤暑，以次递及。见春、夏、秋三时之病，多始于冬。秋、冬二时之病，多始于夏耳。然飧泄与咳嗽兼涉内因，惟伤寒、伤温、伤暑方是外感之正。仲景会此意，故以伤寒立论，而苞举温暑在内，如丝入扣，始非不知而作。若叔和引经，止以春、夏、秋、冬为序，浑与流俗之见无别矣。此歧路之纷趋，所由来者远也。

伤寒之病，逐日浅深，以施方治。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乃方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

仲景之书，叔和但言搜采，其非寤寐神游可知。所以不窥作者之原，漫无表章之实，孰谓叔和为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餐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

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

仲景于黄岐之道，以述为作，另辟手眼。叔和凡引《内经》之文，皆非典要，安能发明其什一！

凡伤于寒，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皆受病，已入于腑，可下而已。

入腑未入腑，少变《内经》入脏原文，此处却精。

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二日阳明受之，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则营卫不行，腑脏不通则死矣。

其得病，阴阳两证俱见。其传经，亦阴阳两经俱传，则邪气弥满充斥，法当三日主死。然必水浆不入，不知人者，方为营卫不行，腑脏不通，更越三日，而阳明之经脉始绝也。引《内经》微旨，序两感病甚精。

其不两感于寒，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歇也。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也。十日太阳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干当作润。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自凡伤于寒则为病热至此，皆《内经·热论篇》原文。叔和但增更不传经八个字，便有许多牵强。

若过十三日以上不间，尺寸陷者，大危。

尺寸之脉深陷，正气衰微，莫能载邪外出，既已通经，其病不间，诚为危候。

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旧坏证病而治之。

仲景于坏证全不立法。其太阳经之坏证，知犯何逆，原用太阳经本法治之。其少阳经之坏证，知犯何逆，原用少阳经本法治之。岂有更加异气，可杂用太、少二经诸法治之之理？观此，则叔和漫不知坏证作何解，乃教后人遵用其法，所谓一盲引

众盲，相将入火坑也，悲哉！

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法。

叔和每序伤寒，必插入异气，欲鸣己得也。及序异气，则借意《难经》，自作聪明，漫拟四变，疑鬼疑神，最成妖妄。《难经》虽云伤寒有五，其脉有变否？变者，辨也，辨脉定证也。设使叔和稍为平易，但云冬伤于寒，至春重感于寒，其脉阴阳俱盛者，名为温疟。冬伤于寒，至春更遇于风，其脉阳浮滑，阴濡弱者，名为风温。乃至温毒、温疫，俱顺理立说，则虽拟病失伦，而大关不害为正。其如叔和未肯平易何？后世但知叔和为《伤寒论》作序例，不识其草泽奸雄，称孤道寡，故有晋以后之谈医者，皆伪统也。今移《论春温大意》并《论温疫大意》二篇附序例后，其详载在《春温卷》中。

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以成锢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

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如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

此《巴人》《下里》之音，通国所为和之者乎！

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不在证治。拟欲攻之，犹当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躁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

叔和笔力软弱缠绕。如此一段，入理深谈，正未可及。后人不善读者，每遇阳明二三日下证，藉为口实，延至六七日方下，而枯槁无救者多矣。此则于叔和何尤！

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

引《难经》，词不达意，最足惑人。其意谓阳邪不解，下入阴中，以阳乘阴，则为阳盛阴虚，故可下而不可汗。然前云此三阴邪入于里，可下而已，于理甚精。此但云阳盛阴虚，则阳邪或在本位而未入于府，尚不可知，安见其可下乎？若然，所云大满犹生寒热，不可攻下之说，自相矛盾矣。

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

阳虚阴盛，多有直中阴经之候，汗之则愈，谈何容易！其意欲阴乘阳位，则为阳虚阴盛，故可汗而不可下。然外邪初入阳分，终非阴盛可拟。《难经》有问有答，即表病里易不绎明引之？

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阳盛则毙。

风邪入卫，则为阳邪炽盛于表。仲景用桂枝汤以解散肌表之邪，正天然不易之良法也，何反构此危词，岂误以寒邪入营为阳盛耶？夫寒邪入营，但为阴邪炽盛于表，所以仲景于脉浮紧无汗者，有桂枝之禁，谓当用麻黄汤也。即误用桂枝亦未必遂成死证，况于下咽即毙，视等砒霜，妄为郑重。叔和全不达仲景之旨，毋怪后人之吠声矣！

承气入胃，阴盛以亡。

即《难经》阳虚阴盛，下之则死之说，衍入承气，务以惑人。

直中阴经之证，大势阴盛阳虚；传经伤寒之证，大势阳盛阴虚；疟证，大势阴阳更盛更虚；内伤证，大势阴阳偏盛偏虚。不可同语，亦不必语。

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薄，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没，自谓其分，至今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

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错也，尝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世上之士，但务彼翕习之荣，而莫见此倾危之败，惟明者居然能护其本，近取诸身，夫何远之有焉？

两感病，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持说甚正，惜其不致详耳。

凡发汗温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若病剧不解，当促其间，可半日中进三服。若与病相阻，即便有所觉。病重者，一日一夜，当晬时观之。若服一剂，病证犹在，故当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剂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不当与也，何者？以腹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者，犹当依证而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极意也。言能饮一斗，与五升。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不可与之也。忽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渴者，乃强与之饮，因成其祸，不可复数也。

时气病，饮水，能消不能消；当与，勿强与，有次第。

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证也。

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三十六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为灾，并中髓也。

引用《内经》五十九刺之法，治温中窾。

凡脉四损，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四损。脉五损，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脉一至，名曰五损。脉六损，一时死。平人六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六损。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脉至乍疏乍数者死。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引损脉入伤寒，大谬。

按：仲景遵《内经》热病之旨，作《伤寒论》，明以《内经》为例，叔和可无序也。即欲附赘，引《内经》原文，发明切要，以便后学足矣。其插入异气，蔓衍繁文，诚何心哉！岂以仲景无所，炼石足补天缺耶！则自勒一家言，另纬其后，听人之从违可耳。乃造不经之说，混乱经常，至经常大义，不挈一语，以此网罗英贤，悉入彀中，其授受之途，盖已千年长夜矣！有志跻仲景之堂者，能无大剖叔和之藩也哉！

论春温大意，并辨叔和四变之妄

喻昌曰：春温之证《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论温起之大原也。《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论温成之大势也。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温，名曰风温。其脉阴阳俱浮，正谓少阴肾与太阳膀胱一藏一府同时病发，所以其脉俱浮也。发汗后，身反灼热，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一一尽显少阴本证，则不可复从太阳为治。况脉浮自汗，更加汗之，医杀之也。所以风温证断不可汗，即误下、误火，亦经气伤，而阴精尽，皆为医促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期矣。于此见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后人不察，惜其有论无方，讵知森森治法，全具于太阳少阴诸经乎？晋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蕴，裁风种电，为不根之谈，妄立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四变，不思时发时止为疟。疟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木主风而气温。风温即是温证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热邪炽盛，是为温毒，温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温疫则另加一气，乃温气而兼瘴气，又非温证之常矣。

今且先辨温疟。温疟正冬不藏精之候，但其感邪本轻，故止成疟耳。黄帝问：温疟舍于何藏？岐伯对曰：温疟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此可见温疟为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入肾。又可见温疟遇温，尚不易发，必大暑大汗始发之也。叔和反以重感于寒立说，岂其不读《内经》乎？抑何不思之甚耶？

今且再辨风温。春月时令本温，且值风木用事，“风温”二字，自不得分之以为两。凡病温者，悉为风温。即如初春，地气未升，无湿温之可言也，天气微寒，无温热之可言也；时令和煦，无温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系于风。试观仲景于冬月正病，以寒统之，则春月正病，定当以风统之矣。夫风无定体，在八方，则从八方，在四时，则从四时。春之风温，夏之风热，秋之风凉，冬之风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论温条中，重挈风温，故谓另是一病，不知仲景于温证中，特出手眼，致其叮咛。见冬不藏精之人，两肾间先已习习风生，得外风相召而病发，必全具少阴之证，故于温字上加一风字，以别太阳之温耳。叔和妄拟重感、重变，乃至后人作赋云：风温湿温分，发正汗，则危恶难医。又云：因知风温汗不休，当用汉防己。隔靴搔痒，于本来之面目安在哉？

今且再辨温毒。夫温证中之有温毒，一如伤寒证中之有阳毒、阴毒也。伤寒不以寒毒另为一证，则温病何得以温毒更立一名耶？况温毒复有阴阳之辨：太阳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阳毒；少阴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阴毒。叔和不知风温为阴邪，故但指温毒为阳毒，以致后人袭用黑膏、紫雪。阴毒当之，惨于锋刃，其阶厉亦至今未已耳。

其温疫一证，另辨致详。

详论温疫，以破大惑

喻昌曰：圣王御世，春无愆阳，夏无伏阴，秋无凄风，冬无苦雨，乃至民无夭札，物无疵疠，太和之气，充满乾坤，安有所谓温疫哉？然而《周礼》傩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则温疫之由来，古有之矣。乡人傩，孔子朝服而致其诚敬，盖以装演巨像为傩神，不过仿佛其形；圣人以正气充塞其间，俾疫气潜消，乃位育之实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上巳采兰草，以袭芳香之气，重涤秽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秋暑热之正，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毕具于脉法中，叔和不为细绎，乃谓重感于寒，变为温疫。又谓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又谓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也。又谓从春分节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盖以春、夏、秋为寒疫，冬月为温疫。所以又云：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后人奉此而广其义，谓“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热邪在肺，冬感温邪在肾”。塌窍递奏，举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来，果寒折阳气，乘其所胜，而直入精神魂魄之藏，人无噍类久矣。更有谓疫邪无形象、声臭、定时、定方可言，是以一岁之中，长幼莫不痛此，至病伤寒者，百无一二。治法，非疏里，则表不透；非战汗，则病不解。愈摹愈远，究竟所指之疫，仍为伤寒、伤温、伤暑热之正病。疏里，则下早可知，战汗，则失表可知，只足自呈败阙耳！夫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以故鸡瘟，死鸡；猪瘟，死猪；牛马瘟，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所以饥馑兵凶之际，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湿热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于连床并榻，沿门阖境，共熏之气，益以出尸户虫，载道腐瑾，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种种恶秽，上溷苍天清净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瓠者是也。所称蛤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胀大者是也。所称瓜瓤瘟者，胸高胁起，呕汁如血者是也。所称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所称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称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难移者是也。小儿痘疮尤多。以上疫证不明治法，咸委之劫运，良可伤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昔无传，不得圣言折衷，是以堕落叔和坑堑，曾不若俗见摸索病状，反可顾名思义也。昌幸微窥仲景一斑，其《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中所有事，乃论疫邪从人之门，变病之总，所谓赤文绿字，开天辟地之宝符，人自不识耳。篇中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者为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蛤蟆瘟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故阴中水土之邪者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其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湫痛，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也。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酿变即现中焦，俗称瓜瓤温、疙瘩瘟等证，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青紫之类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溷为一，内外不通，藏气熏蒸，上焦怫郁，则口烂食龈；卫气前通者，因热作使，游行经络藏府，则为痈脓；营气前通者，因召客邪，嚏出、声喑、咽塞，热拥不行，则下血如豚肝。然以营卫渐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阳，下焦之阴，两不相接，则脾气于中，难以独运，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阖，而命难全矣。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温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故声喑、咽塞、口烂、食龈者，亦复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府，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此与治伤寒表里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愤愤？试折衷以圣言，从前谬迷，宁不涣然冰释哉？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

有问：春、夏秋蒸气成疫，岂冬温独非疫耶？余曰：冬月过温，肾气不藏，感而成病，正与不藏精之春温无异，计此时有春无冬，三气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风骤发，则蒸气化乌有矣。是以东南冬月患正伤寒者少，患冬温及痘疮者最多；西北则秋、冬、春皆患正伤寒，殊无温疫痘疮之患矣。此何以故？西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气难上升，何况冬月之凝沍。东南土地卑湿，为雾露之区，蛇龙之窟，其温热之气，得风以播之，尚有可耐。设旦暮无风，水中之鱼，衣中之虱，且为飞扬，况于人乎！蒸气中，原杂诸秽，益以病气、死气，无分老少，触之即同一病状矣。此时朔风了不可得，故其气转积转暴，虽有薰风，但能送热，不能解凉。盛世所谓僻儒阜财者，在兵荒反有注布邪秽之事矣。叔和以夏应大热而反大寒为疫，讵知大寒正疫气消弭之候乎？故疫邪炽盛，惟北方始能消受，恃恶瘠人，思欲投畀有北，以熄其焰，析义精矣！乡绅万吉人，营葬五雷惊蛇之地，触动土瘟，壮者病疫，少者病痘，一夕暴死五人。余令于营北，掘井二丈，投猪首、馒首、蒸饭，促引土气下收，旋封其井，即得安全无损。此余偶试杨、曾之秘，非心得也。范文正公守饶，冬温，吏请祷雪。公取薄冰置座，嘿坐良久，瑞雪满空，顷深三尺，蟊贼疫鬼，何地潜踪耶！可见先儒退藏于密，借凝冰为影草，已摄大地于清冷之渊矣，讵非法王手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