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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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静山

（一）华佗《内照法》共分六章。

说明春夏秋冬四时的平脉。此说始见《难经》第十五难：“春脉弦者，肝东方木也。万物始生，未有枝叶，故其脉之来濡弱而长，故曰弦。夏脉钩者，心南方火也，万物之所盛，垂枝布叶，皆下曲如钩。故其脉之来疾去迟，故如钩。秋脉毛者，肺西方金也，万物之所终，草木华叶，皆秋而落，其枝独在，若毫毛也。故其脉之来，轻虚以浮，故曰毛。冬脉石者，肾北方水也，万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时，水凝如石。故其脉之来，沉濡而滑，故曰石。”华佗又引证其他脉学所提的不同脉象，用小字作为参考。

先说明四时的平脉，知平脉之脉象，则不得其平者即为病脉。提纲挈领，示人以切脉之要点。

从心脏说起，联系望闻问切。

其液为汗，其声为言，其味为苦，其臭为焦，其色为赤。从液、声、味、臭、色而提出脉症，俱有所本，本自《内经》而有所发挥。

（二）华佗善用灸法，此书主张“除虚不灸”而《针经》，《内经》，《难经》都主张“阳陷入阴者方可灸之”。二说似有矛盾。华佗说：“针有一月之功，灸有终身之效，药通于六腑，丹石通肾。大而言之，药治六腑之病，灸治五脏之病，五脏主皮、筋、骨、血，应药脉流行，无非灸道”，华佗认为除了虚证应以药补，六腑之病应以药治，此外凡属皮、筋、骨、血内通五脏之病，皆宜用灸法。《外台》与《资生经》均主张少针多灸，为华佗学说的继承者。

华佗主要灸背俞穴，符合《后汉书·华佗传》：“针灸不过数处，裁七八九”之语。

“肝俞，从大椎下行至第九椎，夹椎相去二寸二分”，而《灵枢·背俞第五十一》：“皆挟脊相去三寸所”，后世针灸书，都依此计算，三寸指脊两旁的背俞，即膀胱第一行，包括五脏六腑的俞穴，挟脊相去三寸，是两穴各距脊旁一寸五分，也有的针灸书主张各距脊旁二寸，则二寸是从脊中督脉计算，一寸五是从脊横突处计算，亦无矛盾。惟华佗的“相去二寸二分”，或即为从脊中督脉计算，无其他版本可考。

（三）周学海的按语以《甲乙经》为据，《甲乙经》亦从《灵枢》而来。对华佗所云：“二寸二分，而脾俞、肾俞又异。”渊博如周学海，亦不能找出根据，可见此书为孤本。

（四）周学海说：“而脾俞、肾俞又异”，脾俞第十一椎未错，其不同者则为“相去四寸半，季肋尽处即是”。四寸半距季肋尚远，疑有讹误。第二章灸心俞未注椎数，第七椎旁，当指膈俞。盖古无印刷术，彼此传抄，错讹难免。从这几点来看，是自古相传的书。

（五）“肾俞大椎下行至第十四椎”，这与诸针灸书相符。“两边相去四寸是内肾”，尚可理解，后世针灸书亦有此说。至于“又夹此椎相去七寸八分斜下是外肾俞”，按背部第一行，以肋间至肋间相距一寸六分计算，四穴则不足，相当于小肠俞稍上，“斜下是外肾”，斜下几寸几分，没有写明。况小肠俞的外侧并无穴位，此颇难解。下句“亦主膀胱俞也”，小肠俞之下即为膀胱俞，肾与膀胱相表里，但是直下，并非斜下，由肾俞至膀胱俞恰为八寸，与七寸八分相近，如向内斜，则属膀胱夹脊，脊穴原名“华佗夹脊”，相传为华佗所发明。这样理解虽所差无多，终不免牵强附会。

（六）“兼服药”华佗主张针灸与药并用。“不妨服饵”亦强调加强营养，着重食饵疗法。

（七）病邪有风、气、热、冷、虚之别。风、气、热、冷，皆从外来，用灸法疏通经络，可除病邪。惟虚则宜用服药和食饵，故“除诸虚不灸”。因虚从内生，灸不如药饵。

（八）“服药量病老少，衰弱，斟酌”就是辨证施治。“候本俞”即通过四诊，以察病源。

（九）“生热结子”即瘀血凝结在皮肉之中，所以“极则成疱疮”。“背膊妨闷”，“两胁妨”，“妨”即妨碍的意思，自觉不适，运动不便。

肾病传脾“但且灸肾俞，脾自愈”，以此类推，凡从某经传来，即灸某经，溯本求源之法。但虚则不灸，华佗之原则如此。

（十）“除虚不灸，余并灸之。量其老少、衰弱、轻重制之。”灸时宜按年龄长幼，身体盛衰，病势轻重而斟酌艾炷之大小，不可千人一律。华佗时代，皆用直接化脓灸。

（十一）此则比较明确，“胃俞当第十二椎两边二寸二分是也。”

（十二）“当灸肾俞及膀胱俞”在指明（膀胱俞）“在第十九椎两边二寸二分”，华佗主张背俞穴距椎旁二寸二分，此数条均甚清楚。

（十三）小肠俞与心俞并灸，脏腑表里兼治，其效自佳。

（十四）华佗在第二章述灸法，量病轻重，多可百壮，少至三壮，对病势轻重，轻则少灸，重则多灸，圆机活法，随症变通。百壮则胆大如斗，三壮则心细如发，临症治疗，何等慎重。

此第五章，讲究药治。“古人处方立法，本自不同，药不执方，旋为加减，量老少虚实，斟酌服之，无不痊愈。”明确告诉人，处方根据立法，法则由于审症求因而取得，又须量老少虚实而斟酌其药量，符合理法方药，才能达到“无不痊愈”。

(十五)五加皮，原作“五茄皮”，显是手民之误，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