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嘉言《寓意草》戴阳证两条

黄翁起潜，春月病温，数日未愈，见其头面甚红，谓曰：望八老翁，下元虚惫，阳浮于上，与在表之邪相合，所谓戴阳之证也。阳已戴于头面，不知者更行表散，则孤阳飞越，而危殆立至矣。此证从古至今，只有陶节庵立法甚妙，用人参附子等药，收拾阳气，归于下元，而加葱白透表，以散外邪，如法用之即愈，万不宜迟。其父家子俱病，无人敢主，且骇为偏僻之说，旋即更医，投以表药，顷刻阳气升腾，肌肤粟起。又顷刻，寒噤咬牙，浑身冻裂而逝，又石开晓，病伤风咳嗽，未尝发热，日觉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续。求余诊之，余见其头面赤红，躁扰不歇，脉亦豁大而空。谓曰：此证颇奇，全似伤寒戴阳证，何以伤风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参附子等药，温补下元，收回阳气，不然，子丑时一身大汗，脱阳而死矣。渠[1][注：渠与“傈”通。他人之称呼。“渠钿”，“傈，吴人呼彼称，通作渠”]不以为然，及日落，阳不用事，愈慌乱不能少安，忙服前药。服后，稍宁片刻，又为床侧同寝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剂，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询其所繇，云：连服麻黄药四剂，遂尔躁急欲死。然后知伤风亦有戴阳证，与伤寒无别，总因其人平素下虚，是以真阳易于上越耳。

【书后】戴阳之证，总是阴虚于下，孤阳上越，故须人参大补肝肾之阴，而并用附子，收摄飞越之阳。嘉言治法极是，但此证之上热，绝非外感寒热可以同日语，又安有外邪可散之理？喻谓黄策之病，与表邪相合，不妥。且欲用陶氏法，加葱白以散外邪，大是误会。须知节庵立说，本是颠倒，如果误用，即犯妄汗之禁。观石案同寝有人，即能自汗，可知是证决无可用散表之事。喻于石案，明言其脉豁大而空，而黄案则不言脉状，当亦与石无甚大异，试想脉大且空，岂是表邪可散？嘉言乃谓陶法甚妙，真是匪夷所思[1][注：《周易·涣》‘涣有丘，匪夷所思’，谓不是根据常理所能想象之意。]。此公笔下，往往瑕瑜不掩，读者不可不知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