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灵胎药物性情同异论

[1][注：徐灵胎药物性情同异论 光绪15年己丑(1889年)扫叶山房藏板徐灵胎《医论》中，本篇题为“药石性同用异论。”]

一药有一药之性情功效，某药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显而易见者。然一药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盖药之功用，不只一端，在此方则取其此长，在彼方则取其彼长，真知其功效之实，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后世，一药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盖古人尚未尽知之，后人屡试而后知。所以历代本草所注药性，较之《神农本经》功用增益数倍，盖以此也。但其中有当有不当，不若《神农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热药，而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迥乎不同；同一寒药，而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误用，祸害立至。盖古人用药之法，并不专取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也。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其嗜好之偏。其药似与病情之寒热温凉补泻，若不相关，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举。学者必将《神农本草》字字求其精义之所在，而参以仲景诸方，则圣人之精理自能洞晓。而己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机，而天下无难治之证也。

【书后】一药固不止专治一病，其所以能兼治数种病证者，在各有其理。《本草经》固精切有味，而《名医别录》已间有不甚可解者。唐宋诸家，则可谓得失参半。惟华子之《大明本草》最为复杂，最为肤庸。金元人之议论，尤其瑕不掩瑜。濒湖《纲目》，集往古人之大成，网罗最为丰富，惟是以多为贵，既嫌繁重，且少抉择功夫，几乎挑在篮里就是菜（此句是吾吴俗谚），可谓本草中之大丛书。苟有正法眼家[2][注：正法眼家 同“正法眼”，即“正法眼藏”。佛家指至高无升的真谛妙论。宋朱熹朱文公文集三六答陈同甫书：“盖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两般看，此是于圣相传正法眼藏。”正法眼家，指有至高无升真谛妙论的人。]能知辨别审择，则可为参考之绝好资料。而浅者读之，谁不目眩神昏，茫无畔岸，浩无津涯，徒叹望洋，乌能有得？逮乎有清，惟石顽之《本经逢原》，颇多切详明，可为后学实用之助。而灵胎之《本经百种录》，亦复精切。此外如张隐庵辈，侈谈五行，最是魔道。又有汪氏之《备要》、程氏之《从新》，则仅于《纲目》中攘取一二，全不能观其会通，撷取精义。甚且随手录其粗浅者，间或反采其离经背道之语。俗子学医，喜其简单，又惟是《备要》、《从新》二书，尚能粗看数句，此普通医术之陋劣害人，所以如是之烈。灵胎教人用药，必须将《本草经》字字求其精义之所在，洵是取法乎上，登峰造极之妙用。但不佞寻绎经文，措辞简洁，含意未申，初学读之，易生误会，是以不揣鄙陋，有《本草正义》之作，撷《本经》、《别录》之精华，而逐句为之疏证证明，似乎尚能适用。学者苟能从此入手，当不患误入岐途。至于国医用药之理，第一步固注重药性之寒热温凉补泻，庶乎对证立方，易于吻合。然颇多有不系乎温凉寒热补泻者，在选药立方时，几乎自己亦莫明其妙。经灵胎一句道破，始恍然大悟。所谓或取气味，或取形色等等，确是国医对证选药[3][注：药 原作“医”，据医理改。]之精神，全在性情作用中探至理，所以能较切于玻璃管中，徒讲物质化验者。制胜妙用，只此一筹。又谓同一热药凉药，主治各各不同，则推而广之，无论何物，莫不各有专长之途径。但亦非金元时人，某药能入某经之说，所可拘执不化。凡吾同道，又何可不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