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芝六气司天上篇

医书自仲景伤寒后，于晋有王叔和，隋有巢元方，唐有孙真人，王刺史，宋有成无己，皆足以发明仲景之道，未有以仲景为偏于温者。至金元之间，刘守真、李东垣、朱丹溪出，而后之相提并论者，辄谓仲景偏于辛温，守真偏于凉泻，东垣偏于温补，丹溪偏于清滋。于是有疑其偏而弃其法者，有用其偏而执其法者，有以偏救偏而愈愈惑者，而不知皆非偏也。予尝氏谓：知人论世。凡在尚友者然，岂至于医而独不然乎？然欲明前人治法之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病。六气者，如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是为风火之气；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②[注：原作“烁”，据《世补斋医书》改。]金在泉，是为火燥之气；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是为湿寒之气；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是为风火之气；阳明燥②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是为燥火之气；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是为寒湿之气。此逐年司天之六气，可运诸掌上者也。余则更以六十年一气之大司天计之，余盖本于外曾祖王朴庄先生，引《内经》七百二十气，凡三十岁而为一纪，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扩而大之，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六十年为一气，五运六气迭乘，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往往有不自知者，知其人而当湿土寒水、寒湿水土之运，则以温散温补为治者非偏矣。其人而当风火风火、燥火燥火之运，则以凉泻清滋为治者非偏矣。余自得此公论，爱为古人尽发其藏，溯自黄帝命大挠作甲子，贞下起元，从下元厥阴风木运始，以厥阴为下元，则少阳为上元，太阴为中元。复以少阳为下元，则阳明为上元，太阳为中元。合前后三元而配以厥、少、太、少、阳、太之六气，于黄帝八年起数，前三十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后三十年为少阳相火在泉。历金天高辛唐虞夏殷周秦，至汉灵帝十七年改元中平三元年，为第四十九甲子。仲景为建安中，乃中平甲子，秉二十年时，亦属下元厥阴风木用事，时习用乌附辛热，正值风火运中，为治多误。故仲景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即以葛根芩连、白虎、承气、柏皮酸豉之清，治温热湿温之病。凡遇湿热，即用寒凉。其谓仲景但知秋冬不识春夏者，不足与论仲景者也。由此以推，至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为第六十五甲子，刘守真著《素问元机》序云：大定丙午为金世宗二十六年，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乃绍兴甲子之四十三年，燥火用事，亦宜于凉。张易水与守真同时，李东垣为易水高弟，值宋宁宗嘉泰四年，为六十六甲子，寒湿用事，故宜于温。丹溪生于至元，卒于至正，值泰定元年第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故宜于清。以上三家，亦既按其时运，一一符合，即玉海藏《阴证略例》纯用温药，麻革于癸卯年序之，为金乃马贞氏称制之三年，即宋理宗淳祐二年，仍在嘉泰甲子中。至明张介宾为万历时人，专主温补，则又为嘉靖四十三年第七十二甲子，寒湿用事时矣。后此吴又可论瘟疫，周禹载论温热暑疫，多用寒凉，均值天启四年第七十三甲子，风火用事时。故在国朝康熙二十三年第七十四甲子火燥运中，遵之多效。至乾隆九年第七十五甲子，运值湿寒，其气已转，而医循故辙施治多乖。朴庄先生《伤寒论注》，成于乾隆甲寅，以寒凉之治，谓不合湿土寒水之运，公之所治，无不以温散温补见长，盖公固明于司天之所以然，而自其后所值为湿寒也。若与公同时人，则但乐于用温，适与合时，而实不自知其天六气矣。其知嘉历九年甲子，为第七十六，属于少阳相火厥阴风木，则为火风之运。及余生于嘉庆戊寅，中年以后肆力于医，逮今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又为阳明燥金，少阴君火用事时，上元之气，未至而至，故于同治二年癸亥，上海一隅，霍乱盛行，尽为热证。时医以其手足厥逆，竟用丁、附、桂、姜，入口即毙。余于甲子年，独以石膏、芩、连清而愈之，或以凉水调胆矾吐而愈之。证以我躬亲历，而病之各随司天以变者，弥益显然。自此至今，所遇时邪，莫非温热，大都以凉散以寒泻者愈多，以余所值燥火之运，而宜寒凉，则其火二火亦宜于凉也。寒湿之疾必宜于温，概可推也。由是而知仲景之用青龙、白虎汤也，以其所值为火运也。守真湿寒之用湿宜之温，仲明惟景出寒之治，以其所值为燥火也。东垣以脾胃立论，专事升阳者，以其所值为寒湿也。丹溪以相冶治肾，专事补阴者，以其所值又为火燥也。明乎此而知古圣昔贤著书立说，都是补偏救弊之人。仲景为医中之圣，师表万古。黄芩、白虎，即守真所本也；建中、理中，即东垣所本也；炙甘草汤即丹溪所本也。补泻温凉各随其运。设以守真而遇湿寒，决不偏于寒凉；东垣而遇风燥，决不偏于温补；丹溪而遇寒湿，决不偏于清滋。乃读其书不论其世，因而不知其人，辄谓如某者偏于凉，如某者偏于温，孰能知法固非偏，而不善用其法者之自涉于偏哉！此无他，皆不讲司天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