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芝司天三元甲子考

祖丁二十九祀第二十二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盘庚二十五祀第二十三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武丁八祀第二十四甲子中元 太阳寒水太阴湿土

祖甲二祀第二十五甲子下元 厥阴风木少阳相火

武乙二祀第二十六甲子上元 少阴君火阳明燥金

受辛十八祀第二十七甲子中元 太阴湿土太阳寒水

周康王二年第二十八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昭王三十六年第二十九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穆王四十五年第三十甲子中元 太阳寒水太阴湿土

孝王十三年第三十一甲子下元 厥阴风木少阳相火

共和五年第三十二甲子上元 少阴君火阳明燥金

幽王五年第三十三甲子中元 太阴湿土太阳寒水

桓王三年第三十四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惠王二十年第三十五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定王二十年第三十六甲子中元 太阳寒水[1][注：寒水 原作‘寒火’，据《补注医书》改。]太阴湿土

景王八年第三十七甲子下元 厥阴风木少阳相火

敬王四十三年第三十八甲子上元 少阴君火阳明燥金

威烈王九年第三十九甲子中元 太阴湿土太阳寒水

显王十二年第四十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赧王十八年第四十一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秦始皇十年第四十二甲子中元 太阳寒水太阴湿土

汉文帝三年第四十三甲子下元 厥阴风木少阳相火

武帝元狩六年第四十四甲子上元 少阴君火阳明燥金

宣帝王凤元年第四十五甲子中元 太阴湿土太阳寒水

平帝元始四年第四十六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明帝永平七年第四十七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安帝延光三年第四十八甲子中元 太阳寒水太阴湿土

灵帝中平元年第四十九甲子下元 厥阴风木少阳相火

蜀汉后帝延熙七年第五十甲子上元 少阴君火阳明燥金

晋惠帝永康元年第五十一甲子中元 太阴湿土太阳寒水

哀帝兴宁二年第五十二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宋文帝元嘉元年第五十三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齐武帝永明二年第五十四甲子中元 太阳寒水太阴湿土

梁武帝大同十五年第五十五甲子下元 厥阴风木少阳相火

隋文帝仁寿四年第五十六甲子上元 少阴君火阳明燥金

唐高宗麟德元年第五十七甲子中元 太阴湿土太阳寒水

元宗开元十二年第五十八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德宗兴元元年第五十九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武宗会昌四年第六十甲子中元 太阳寒水太阴湿土

昭宗天祐元年第六十一甲子下元 厥阴风木少阳相火

宋太祖干德二年第六十二甲子上元 少阴君火阳明燥金

仁宗天圣二年第六十三甲子中元 太阴湿土太阳寒水

神宗元丰七年第六十四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高宗绍兴十四年第六十五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宁宗嘉泰四年第六十六甲子中元 太阳寒水太阴湿土

理宗景定五年第六十七甲子下元 厥阴风木少阳相火

元泰定帝元年第六十八甲子上元 少阴君火阳明燥金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第六十九甲子中元 太阴湿土太阳寒水

英宗正统九年第七十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孝宗弘治十七年第七十一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第七十二甲子中元 太阳寒水太阴湿土

熹宗天启四年第七十三甲子下元 厥阴风木少阳相火

国朝康熙二十三年第七十四甲子上元 少阴君火阳明燥金

高宗乾隆九年第七十五甲子中元 太阴湿土太阳寒水

仁宗嘉庆九年第七十六甲子下元 少阳相火厥阴风木

穆宗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上元 阳明燥金少阴君火

【书后】寿颐按:八十一篇全文已夺一卷,而别采古医书以补其缺者。所固有。乃王启玄为《素问》作注时,天元纪大论等七篇,专论五运六气为病,本非《素问》校正引全元起注本无此,最是确证。林亿等谓当即古之所谓阴阳大论,尚是推测之辞,并无确据。盖以其就干支五行生克而推衍为之,颇与仲景所称“阴阳大论”四字,义理相近,当是古人治医之一种支流。要知天下至大,土宜之燥湿寒燠,不一其途;天气之风雨晦冥,各异其候,而可谓执一定之干支指为某年某月当得何等病状,其谁敢信?近今治新学家,恒以中医为诟病(1)[注：诟（gòu够）病 犹耻辱。《左传·哀公八年》：“除诟耻”。《礼记·儒行》：“常以儒相诟病。”引申为嘲骂或指斥。]者,大率皆此拘迂不化之言,有以贻之口实,况乎未至而至,至而不至,《经》所自言,本属无定之候,古人固已自知之乎。惟以天地化育言之,气候斡旋,必不能离乎五行以为消长。而人在气交之中,息息相通,自必随此阴阳而与为翕(2)[注：翕（xī细） 聚合，《诗·小雅常棣》：“兄弟既翕”。]合,则凡气化之盈虚消息,而民病因之,亦是理之所当然,事之所或有,泥之者愚,辟之者妄,固不妨姑备一说,以为推阐病机之一助。若必屈指而计之,按日而求之,竟如命相家推流年,测星度,则痴人说梦,妄不可听矣。乃九芝翁更以六气司天之说,廓而大之衍为六十年一气,持论尤奇,是治医学者从古未闻之语,别开一境,宁不骇人!然按之古今名家,或尚清凉,或宗温补,各有专主,几若天渊,初亦不解其嗜好之偏,抑何至于此极。迨考其著书时代,则与是表中之所谓燥火寒湿之气,竟无一不合符节,始知天地之大,运会迁流,隐隐然自有此一定不移之气化,为之主持。

而诸名贤身历其间，所见民病，本随当时气运，与为转移。则在燥火令中者，自不得不用寒凉，而在湿寒令中者，亦不得不宗温燥。本是见病治病，因付[1][注：原作“附”，据文义改]物，秉笔时初无矜心作意于其间，而不知造化弄人，固已各趋一隅，演成此两不相合之局。此其理固已确而可据，信而有征，又安得不钦佩九芝先生所见之真，所识之远。寿颐生当同治之季，治医于光绪中叶，尝闻先辈言，五十年前无不以景岳为大宗，治皆有效，而近则风气为之一变。盖同治之前五六十年，正在乾隆季年七十五甲子太阳寒水令中，所以大尚温补，而嘉庆之七十六甲子，同治之七十七甲子，气运大变，则《景岳全书》遂为时所吐弃。寿颐自戊戌以后，始以医术应世，惟时适在少阳君火令中，所见内外各科，宜清宜凉，十恒八九，而桂附姜辛诸味，极少适用。初亦自谓喜读王孟英书，未免偏嗜一端，而不知亦在九芝之公推算之中。近五六年来，则虚寒病渐以增多，温养亦所恒用，盖去七十八甲子之太阳寒水，固已不远，未至而至，理有固然，则而今而后，景岳东垣之书，又当风靡一世，已可概见。始悟九芝之论，确有符于古而验于今者，决非理想家所可同日而语。敢以阅历所得为读者告，初非阿私所好，冀以窃附日月之末光也。治新学家见之，容有窃笑其旁而咤为必无是事者，则局外人袖手旁观，自当作此不负责任语，吾知其未尝领略此中真味矣。（寿颐此稿成于民国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