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芝合论顾景文《温证论治》吴鞠通《温病条辨》

《温证论治》，在华、邵辈所编《临证指南》之外，乃顾景文者假托叶先生之语，而刻于唐笠三《吴医汇讲》者也。唐刻有小引云：先生游于洞庭山，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以当时所语，信笔录记，一时未经修饰，是以辞多诘屈，语亦稍乱，读者未免眩目，不揣冒昧，窃以语句稍为条达，前后少为移缀，惟使晦者明之，而先生立论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据此则所刻云云，已经唐氏加以删润，尚且如此不堪，然则顾景文之原本，当更何如？不意托名大医，便能行世，寿春仙馆刻之，拜石山房刻之，种福堂又刻之，而其贻祸于病人者，直如此其大也。顾所记名曰《温证论治》，而章虚谷乐为之注，改其名为《外感温热》。王孟英又乐取之，谓仲景所论温然是伏气，叶氏所论温然是外感，故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撮之篇首，以自别异。果如其说，则所感热者，不过小小感冒，即俗所称谓小风包小风温，如目赤颐肿，喉梗牙疼之类。即只须辛凉轻剂，其病立愈。然何以不出数日，遽入心包，为一场大病，以至于死？若不数日而病即入心即可死者，则必非如其所说只须轻剂之辛凉，且何以如其所言，不即愈于辛凉之轻剂耶？夫其所谓热入心包者，不可谓世无其病也。然总不在仅称外感，仅病及肺，仅用此无名轻剂之时，是故古之人不轻言热入心包也。而顾其姓者，确凿言之若此。迹其所以有是作者，似欲以所用轻剂愈人之病也；似又欲以所用犀角愈人之病也。乃用其所谓轻剂而病不解，渐欲入营，血液受劫，心神不安，斑点隐隐，即随其所用不言何物之轻剂次第而来。然则用轻剂而液受劫者，轻剂不可用矣。用其所谓犀角，而斑出热不解，胃津告亡，肤冷至一昼夜，仅仅未成脱证，亦即随其视同花露之犀角次第而来。然则用犀角而津告亡者，犀角又不可用矣。此皆顾景文自己所说，皆顾景文自己所告人。夫病之教人以必用此药，教人以必不可用他药者，不过恐以他药使病增重，不过欲以此药使病速愈，不期其从此之种种恶候一用此药，尽消弭于无形，故必谆谆告诫，不惮烦言，饷遗来学。而人之生其后若者，有心济世，乐为之反复引申，一刻再刻，使其愈病之法，昭然若发聋振聩[1][注：发聋振聩 与振聋发聩同。聩，生而耳聋或不明事理。比喻唤醒糊涂麻木的人。]而惟恐其勿传。断无因其用此法，则液受劫，用此法，则津告亡，而谓此劫液亡津之法，有未可任其不传者。然而后之人则必用其法矣，一用其法，则所说液劫津亡者，即于初用轻剂，接用犀角时预言之，而无不惟。若有先见者，然并恐不用其法，则血液未定受劫，胃津未定告亡，而所谓先见者，便不十分稳定，何由取信于病家，此所以生其后者，万不肯不用其法也。人心愈幻，其用法愈巧。后数十年而又有吴鞠通者，鞠通本顾景文“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十二字而为《温病条辨》，自条自辨，可发一笑者也。开卷捏造温病以桂枝汤主之为仲景原文，继复承《指南》之说，以喻西昌治温之法，谓是刘河间之所以治温，两失已不待言，乃以温病之本在中焦者，先移之于上焦，谓切不可用中焦药，精戒中焦之芩连，而其下即云热邪久羁，吸烁真阴，邪热久羁，肌肤甲错，皆鞠通所自言，皆鞠通自己所告人者。先是自制银翘、桑菊[2][注：菊 原作“鞠”，据《世补斋医书》改。]两方，即师景文之辛凉轻剂，不名一药，而鞠通之为引申者也。嗣是方名清宫，用犀角、牛蒡；方名增液，用玄参、麦冬，可以发一甲、二甲、三甲之复脉汤，小定风珠，大定风珠，无非滋腻阴明，即彼内陷，病至此不，为及。而其中焦篇，亦或有偶用芩连膏黄时，凡温病之一用芩连膏黄，无不去邪撤热者，鞠通又若未尝不知。然苟非布置上焦，则热邪未必久羁，真阴即未定劫铄；苟非呵斥芩连，则邪热未必久羁，肌肤又未定甲错。顾景文延之数日，鞠通再加缓缓两字，何以必缓缓也？不可解而实可解也。此所以后乎鞠通者，亦万不肯不用其法也。以滋腻留邪之药，缓缓延之热邪方盛之时，阴无不伤，病无不死，陶节庵之《一提金》、《杀车锥》、《截江纲》[3][注：《一提金》、《杀车锥》、《截江纲》 为陶节庵三本著作之书名。陶节庵，明医家陶华之号。著有六种医书：《伤寒琐言》、《伤寒家秘》、《伤寒杀车槌法》、《伤寒截江纲》、《伤寒一提金》和《伤寒明理续论》。]，书名之恶极者也。此之一甲、二甲、三甲、定风珠方名之恶极者也。病何等事，医何等人，顾可儿戏若斯乎？

【书后】自宋以降，医家之侈谈伤寒者伙矣。而金元以迄明季，尚未有以温热著为专论者。有之，则自喻嘉言《尚论后篇》论温三大纲领始。喻顾氏之说，杳冥恍惚，依附仲师原文，竟令人无可索解，而中德又认定少阴，似乎欲治此证，非用麻附细辛不可。读其书者，亦知病属温热，而药主温燥，必无此理，谁能轻言。是以其说，尚无人注意，不致为病家大害。乃雍干之际，突有所谓叶天士之《温热论治》者，出现于唐刻《吴医汇讲》，据唐说已经稍有改润，而语气仍是暖嗡不清，尤之谓若是顾景文原本当更何如，最为确论。而文学家不谙医理，见其“首先犯肺”四字，似乎外感为病，仿佛如斯，且药用辛凉，当然与温证不谬，较之喻嘉言高谈阔论，而主以麻附细辛者，近情多矣。况乎此老本有盛名，那不百一群盲，争相传刻，而一篇狂瞽，几如日月[4][注：月 原作“用”，据理改。]丽天。章虚谷本是颠预，为依草附木起见，乐为之注，尚不足怪。可憎王孟英治温能手，亦亦于“伏气”二字，竟欲以仲景与叶氏枘凿两为大，采之入以经络。然所注，终不能文从字顺。于是寿颐常谓王氏医案条例切，唯《经》一书，不能独出己见，阐发真理，反多依傍时派，如涂涂附，实王氏书中之最坏者。今读九芝之论，可谓先得吾心。若叶论所谓辛凉轻剂可治之病，断不致不数日而竟成大病。如果病不数日而即心神不安，斑点隐隐者，当其起病之初，必非仅仅淡泊无聊的辛凉轻剂可治。始知创为此论者，胸中本无成竹，信笔写来，半通不通。那料一纸风行，而冤魂接踵，诸公刊布，皆孟英之所谓好仁不好学耳，可为长叹！吴氏《条辨》一书，若逐条提出观之，可用处亦正不少，但依托叶氏门楣，以三焦编次，乃使阳明热病，无不断送于犀角、牛黄之下，印定后学眼光，可谓罪孽深重，叶吴之祸，甚于洪水猛兽矣！而其书之所以风行者，止以当世尚无温热专书，又谁不家置一编，宝若兔园册子，乃流毒无穷，至今未已。九芝为之大声疾呼，尚未能使叶派群盲，尽登觉路，斯真劫运为之，莫可救药者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