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芝再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

此十二字者，《温证论治》之所以发凡而起例者也。初不言邪之何以独伤肺，肺之何以递传心，但云若论治法，宜用辛凉轻剂，延之数日，亦必先病及胃，病苟仅在于肺，则断无神昏之昏，从来昏神之病，悉属胃病，即明明有热入心者，亦必病先及胃，病苟仅在于肺，则断无神昏之理，即断无入心之理，乃于谓之为热入者，特将“胃热”二字始终不提，又明知神昏不属于肺，即暗将神昏移入于心。其曰上受，曰先犯，曰逆传者，皆所以抹煞胃病之故。再加未入心包，邪专在肺二句，说成此时之病，不心则肺，不肺即心，若绝无关于阳明胃者，而不可用胃热之语，适在此种种胃病之时，欲成一家之言，翻尽千古之局，饿殍同内，病者不能呼冤也。其时病者或为太阳阳明两经递病，或为太阳阳明两经合病，太阳行身之后，由背贯胸，阳明行身之前，由胸彻背，肺为华盖，位在胸背之上，而胸为近，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注者，射也。太阴之邪射肺，阳明之邪亦射肺，而阳明为近，故必阳明胃之热降，而在上之肺气始安，所病本只在胃，肺仅为病所累。于此而必曰肺病，势必徒用肺药，转将胃之支脉络于心，胃热之极易入心者，一任其逼近心宫，日逼日近，而神昏益甚，又以为此即心病，此即肺病之传心。经剂之后，即用犀角，将胃中之药，非特搁置勿道，并且禁绝勿用，遂领胃中射肺之邪，直攻心脏，是其所以速传者，全赖此药，以为之也。夫胃者腑也，肺与心脏也，本是腑病，而偏要说成脏病，遂乃舍腑治脏。夫岂有脏腑而亦可以不分者。人病，腑为轻而脏为重，此时一治其腑，病无不除，亦何至领邪入脏，死于非命哉！独无如兔园册子，只有顾景文之《温证论治》、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等物，以为道在乎是，宜乎今日盛名之下，并脏腑之不言也。

【书后】 顾景文所谓温邪犯肺，其意盖指痰热壅塞而言。吴会泽国，土薄水浅，湿痰壅滞，最所常见。既感温邪，而胸中固有之浊液，受其灼烁，闭塞益甚，是以病温之人，胸闷喘促，气粗息高者，十有七八。斯时用药，全在开痰泄降，通其壅闭，自可应手得效。读王孟英治案，温病最多，效力最捷，究竟全体大用，大半只在“化痰宣展”四字，惜乎叶派[1][注：派原作“黙”，据文义改]心传，始终不知宣化一法，而顾氏且认作肺病，教人以不名一药之“辛凉轻剂”四字，至吴鞠通引而申之，制出淡泊无力之桑菊、银翘两方，凡是痰浊胶粘，此类药物痛痒不关，奚能有济。所以顾氏自谓延之数日，热渐入营，斑点隐隐，无非壅塞[2][注：塞原作“基”，据文义改]渐甚之候，而顾终不识其所以壅塞之故全在浊痰，但见其人身热加剧，神识昏愦，径投犀角地黄，助其胶固，即不知火益烈，其后变征，皆顾氏之自己告人者。吴鞠通又全为顾说之应声虫，于银翘散方后，谓二三日病犹在肺，温渐入里，加细生地、麦冬，再不解，加知母、黄芩。于桑菊饮方后，谓二三日不解，气粗似喘，加石膏、知母，舌绛暮热甚，加玄参、犀角，在血分者加麦冬、细生地、玉竹、丹皮。渠所谓气粗似喘，宁非痰塞闭之明征？暮热加甚，宁非阳明实热之见证？即使果然舌绛，当有尖边红绛而中心苔厚浊腻者，乃复一概石膏、知母，玄参、麦冬、生地、玉竹，滋腻恋邪，无一不助其胶固，速之痉厥。此病此药等于鸩毒，尤龙谓顾氏、吴氏抹煞胃热，始终不提，寿颐则谓终是不知开痰降泄，而只与甘寒腻滞之弊，叶派衣钵杀人利刃，止此一端，已是毒痛[1][注：指祸害]四海。轻病告危，只在此开手之一二步。而九芝此篇后半段，太阳行身之后，阳明行身之前以下云云，则纯是空窠论调，于病机无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