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诊断学之沿革

秦汉时代，诊断方法，大率注重于气色、脉候、听声、寓形（详见于《灵枢》、《素问》及《难经》中），迨后汉《伤寒》、《金匮》，于望诊鼻部目部外，更注意言语、呼吸，以资参合。至晋唐时期，《巢氏病源》、《千金方》，则又重在明症候，韵嗜好，察致病之由来，辨脏腑之虚实，相其老壮，酌其浅深，归本于博涉多诊与屡用三端。此秦汉及晋唐诊断上发展之大概也。

此后金元四家，及明之韩天爵、陶节庵等，则又兼审风土时分，以决病之阴阳燥湿；且兼施腹诊之法，以佐望闻问切之不逮。明代吴鹤皋有诊病法程，清初江右喻氏，主张先议病后用药，取吴氏诊断方法，融会贯通之，议定诊病法程（说详载于《寓意草》）。规则谨严，有条不紊，盖是至时，乃有一定之准绳，诚诊断学上划时代之进步。